恩师难忘

作者：许俊伦

1978年西北政法大学恢复，我回到学校，在后勤处帮忙。1979年学校开始招生，我向人事处申请到教学第一线工作。人事处认为我当教师不合适，劝我在后勤部门安心工作。为了证实自己的能力，我写了一篇“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递到学校“学术动态”编辑部，编辑认为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好，在“学术动态”第一版发表。学校有线广播，在校内连播两天。

马老师看到这篇文章非常赏识，他亲自向学校拍板，让我进法理教研室当教师。到教研室不久，马老师又推荐我去西南政法大学进修一年，这真是雪里送炭，我十分感激，决心到西南政法大学好好学习，不辜负学校的期望和马老师的恩情。

回校后教学深受学生欢迎，1982年我被学校评为讲师，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高校教师，不但要把教学工作搞好，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科研课题和科研方向。我的科研还是一片空白，正在发愁的时候，全国人大和司法部在北京举办“立法学习班”要培养一批立法理论人才。

全国四所政法大学，每个学校只能派一名教师参加。我校想参加的老师很多，教务处让大家写文章，在马老师的推荐下，我写的文章被学校教务处选中，我高兴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这下我日夜发愁的科研课题和科研方向终于有了。

到了北京，我日夜学习，同志们都认可我的学习精神，选我当学习组长。我们一边学习，一边研究具体问题，这种把理论学习和立法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真是立竿见影，效果特别的好。快结业的时候，我写了“立法学教学大纲”，准备回校开设“立法学课程”。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一位领导看了我的“立法学教学大纲”非常赞赏，竟然组织大家根据我写的“立法学大纲”写一本专著，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学习还没结束，竟然要写专著。

回校后在马老师的关心下，我在学校开设了“立法学课程”，同时，在全国人大和各校老师的努力下，1990年二月在北京蓝天出版社，我们终于出版了“法学工作概论”专著，全国有名法学家张友渔，亲笔为专著提了书名。我就是凭这本专著和在“中国法学”发表了一篇“地方人民政府规章制定的基本特征”的文章，被评为副教授，同时进入法理学研究生导师组，成为法理研究生导师。1993年被选为法理学教研室主任。1997年我的专著“地方立法论”在北京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同年被评为法理学教授。

人这一生事业有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能力，第二是机会。马老给了我机会，而且不是一次。第一次把我提拔为教师；第二次把我推荐到西南政法大学继续培养，说心里话，我在西北政法大学四年的学习，主要是学会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知识，法学知识几乎百分之百是在西南政法大学学到的。马老师的宏才大略是不但要提拔人才，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人才；第三次帮助我确立了科研课题和科研方向，支持我到北京参加“立法学习班”，这对一个教师的成长是核心大事，一个高校教师的成长，实质是科研能力的成长。马老师是最懂得这个道理的导师。

敬爱的马老师，作为西北政法大学的功勋教授，对西北政法大学的发展和壮大，有着特殊的贡献。

第一，马老师是西北政法大学的“伯乐”。他敢于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对葛洪义、赵长生等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拔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把我从后勤处一个小小的保管员提拔为高校教师，这种宏才大略的气度，是一般老师办不到的。正因为马老师的高超领导，法理教研室人才济济，不但培养出了两名西北政法大学的校长，教学和科研在全校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马老师高瞻远瞩，不但让高校成为培养学生的摇篮，也让高校成为培养教师的摇篮。马老师始终把培养青年教师，放在教学的首位，尤其对青年教师的科研特别重视，不管出外进修，参加学术会议，都给予大力支持。马老师深知，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教师，是培养高素质学生的前提。

第三，德才兼备是高校培养人才的目标，马老师特别强调人才的“德育”。他经常说：“人才的培养首先是育德，然后是育才，德才兼备就是人才，有才无德就成为败类。”马老师一生是守德的典范，他衣着朴素，生活清贫，从不搞特殊化。他对老师对学生，以身作则，，始终站在政治第一线，是忠于国家，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典范。

第四，安于清贫。马老师虽然是全校有名教授，工资不算低，但由于家庭负担重，生活始终处于贫困线上。他硬让自己年老的夫人，在学校拾破烂，也不给学校添麻烦。这就是西北政法大学的奇观“著名教授夫人在学校拾破烂”。在其他高校是看不到这种“奇怪的事情的”。

总之，马老师的一生，是教书育人的一生，是清贫的一生。他对西北政法大学的特殊贡献，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他的学生永远记着他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