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有幸成为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合适成年人工作队”中的一员。成立这个工作队的初衷，是给那些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和证人在被公检法机关办案人员讯（询）问时做义务的代理监护人，从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在一次次的参与和相处中，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们，那些耐心尽责的警官们，给了我深深地触动……

我参与的第一个“合适成年人工作”是为一名17岁的男孩子做代理监护人。男孩儿有点微胖，头发有些凌乱，他就那么直直地坐在我的对面，一脸懵懂，像是一个认真上课等待提问的学生。我甚至不敢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孩子，竟然是涉嫌参加、组织和强迫卖淫团伙的成员；就是这样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用罪恶的手，将一个个豆蔻青春、不染尘俗的天使推向万劫不复。想到我稚气未脱的孙女，我礼貌好学的女学生，还有那些穿梭在大街小巷，与我擦肩而过的安静恬淡或是青春张扬的女孩儿，想到那些被强迫的女孩子本应如她们一般恣意而精彩地挥洒青春，眼前这个被代理监护人让我顿生厌恶，此刻我甚至不想向他宣读维权告知书。还好，同行的警官帮我述说了大概内容。

那天晚上天空低沉，无星无月，是最适合入睡的天气，而我却失眠了。讯问的整个过程不停地在我脑海中回放。我终于知道，原来这个17岁的男孩儿来自农村，父母是大山里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不懂法，更谈不上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法制教育了，男孩儿仅仅上过小学，从未接受过任何普法教育，也没有读过任何与法律有关的书籍。在讯问过程中，男孩儿对警官使用的法律用语一头雾水，警官很耐心的，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解释给他听。好几次，警官问他是否需要请律师，他都垂着眼睛说不要，趁着讯问的间隙，我问他为什么不要律师，他挠挠头，怯怯地反问我：“律师是干啥的？”我突然觉得莫名地悲哀！

这个孩子，他是那么年轻，那么懵懂，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法，他的违法行为能完全归责于他个人吗？不！当然不！普法教育的缺失，家庭和社会更应该首当其冲地承担主要责任！我深深地感受到，普法教育是多么地任重而道远，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至年底，我共参加了四次讯问，一次在派出所，三次在雁塔区拘留所。在此期间，我接触最多的警官是任警官和何警官。出乎我意料的是，每一次的讯问，他们都不急不燥，态度温和，甚至在讯问前还会给我的被代理监护人递上烟并帮其点燃（他们深知这些不良少年烟瘾都很大）。在派出所讯问那一次，我的被监护人显得异常紧张，他语气急躁、坐立不安，说到激动处甚至时不时站起来，任警官总是细心地安抚他，亲自端水给他喝，告诉他：“没关系，坐下来说吧。”当我的被监护人企图隐瞒、避重就轻或翻供时，任警官并没有不耐地呵斥，他微微皱了皱眉头，却又很快舒展开来，晓知以理，谆谆引导，以法说事，最终打消了犯罪嫌疑人的不良企图和侥幸心理。

何警官第五次讯问他主管的一宗案子时，我给其中一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代理监护人。在讯问过程中，我的被监护人态度很好，心态看起来也很平和，很难想象，他曾是拘留所里最不配合的嫌疑人。期间他多次把何警官叫哥，讯问中还会时不时说起这几天拘留所里的生活，从他口中，我了解到拘留所每天都会组织这些未成年人学习法律知识，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甚至在元旦前还为他们组织了一次文艺演出会。虽然是嫌疑人和警官的关系，但他和何警官之间一点也没有人们想象的剑拔弩张，反而和谐地出乎意料，尽管讯问室很冷，但却有一股暖流从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流过。拘留所里的管理很人性化，到了吃饭的时候，不管讯问是否结束，都必须让犯罪嫌疑人回去用饭，绝对不允许警官们拖延讯问的时间。

法律是严肃的，刑法更是治国之重器。每每想到刑事犯罪，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联想到高墙、铁窗、脚镣、手铐，甚至冤假错案，这些东西无一不是冷冰冰地泛着寒气，让人不寒而栗。然而，没有直接参与或者近距离的接触办案的过程，仅凭想象的主观臆断，只能与事实的真相渐行渐远。通过几次参与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我渐渐发现，法律并不是冷冰冰硬邦邦的，警官们也并不是不近人情的，法律是温暖的，是我们的警官们以法律为尺度，以道德为轴，凭着他们的良心和道德，去关心去帮助每一个当事人，使我们的法律有了温度。另外法律让坏人畏惧，让好人心安；她惩戒犯罪不容情面，是将更大的犯罪扼杀在摇篮；她保障着我们的权益不受侵蚀，防微杜渐，“是自由的保姆”。法律“毋宁是拯救”，拯救那些悬崖边的人，将它们拉回和谐的社会；拯救那些一脚踏入深渊的人，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她看似冰冷，却包裹着炽烈的岩浆，炙热透过冰冷的外壳传入掌心，是最暖人的温度！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刑事司法可谓焕然一新。保障人权、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的排除等立法，让执法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执法者会愈加重视自己的职业操守，会越发严格要求自己时刻记住良心的教诲，会更加坚定地做出符合法律也符合道德的抉择，使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制度能温暖每个人内心的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