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党给了我新生

----无尽的情怀

一、是党救了我

我于1934年农历6月15日生于陕西省兴平县(今为兴平市)西吴乡(今为西吴镇)来祁寨。我家世代以农为业，没有一个读书人。我的爷爷是一个长期出卖劳力的农民雇工(当地叫长工)，他每年都受雇于富人之家，为他们种田，由他们支配一切，村子里的人都叫他是“长工王”。由于过劳，晚年爷爷双目失明，长期躺在炕上，由我妈和姨妈侍候。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农民，他非常勤奋，农业上的技术活他几乎都会干，是个务农的行家，年轻时他也当过长工，为富人家种田。父亲为人正派，很讲义气，处人厚道，对三个儿子深爱有加。我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女，她是一个小脚，一字不识，没有名字，给后代也没有留下名字，但她那善良的思想和善举的行为却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让我终生受益。

我父亲有一个小弟，年龄比他小10几岁，叔父和姨妈两口子都是老实巴结的农民，是家里劳动的主力。由于父亲是哥弟俩，故便成了国民党政府征兵和抓丁的对象，全家人常为此而处于担心、恐惧和不安之中。

解放前，我家有坡地和平地共三四十亩，有耕牛一头。按理说，只要不发生自然灾害，做到自给自足是完全可以的。可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征粮征兵，家庭经济已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记得有这样一件事，迄今让我记忆犹新：我上初小二年级时，学校里来了一个卖文具的小商贩，我当时没有毛笔，需要买一个毛笔（那时我们把毛笔叫生活），于是就请假回家向父亲要钱，回家一看父亲不在家，家里人说是到地里耕地去了。我当即就追到地里，见了父亲后说，我没有毛笔，无法完成作业，需要买一支毛笔。父亲说，他没有钱，拖一拖再说。我说不能拖，一定要买，这样我就跟父亲软磨起来，他耕地不停，我软磨也不停，他转一个来回，我跟一个来回，他转两个来回，我跟两个来回…父亲拿我没办法。后来他就想出来一个办法说：“你回去把你妈的鸡蛋罐罐那鸡蛋拿上三个去给你换一个毛笔，”他说，“你只能拿三个，不能多拿，你妈以后追査，我就给你解说，你不要怕。”这样矛盾才解决了。足见当时家里的困境。这样的家境对我以后养成吃苦、勤奋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七岁时开始在本村读初小，四年后考入到茂陵高小，1948年夏我从茂陵高小毕业后，顺利地考到兴平初级中学。我在兴平上中学时，因家穷没有条件搭灶，我只好靠背馍度日。馍是由麦面和玉米面各半混合而做成的锅盔，一周背一次，来回30里，我每天就吃开水泡馍，油菜不沾，就这样我都难以维继。1949年春节过后，父亲对我说“今年春天，咱家的日子很难熬过去，七、八口人吃饭，口粮还缺一个月，现在我要和你叔叔集中解决这个问题，你要的学费确确实实拿不出来，我的意见是你不要念书了，回家务农好不好？你说呢？！”我说什么呀？！我能说什么呀？！我只能认了，只好失学。这对我心灵的刺伤和精神的打击太大了！太大了！心里难以承受。失学后，我常想：像我这样只读了一学期初中的人将来在社会上能有啥前途！自己没文化，没技术，可怎么生活呀！受人剥削压迫将是肯定无疑了，那时一切都是可怕的……，现实就是这样，自己又有啥办法呢！有时，我在地里劳动时想起失学这个事，想着想着就偷偷地哭起来了，哭完后抬起头一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环顾四方：谁也救不了自己，未来是一片漆黑。有一天，我下地劳动回来在路上碰见我初小的刘哲老师，他主动问我：“你念书念的那么好，为什么不念了呢？！你真傻！”一句话刺痛了我的心，我当即哇哇地哭了起来，我心想：你太冤我了？！正当我处在悲痛、茫然、无助的时候，这年5月西安解放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人民解放了，天亮了，我在绝境中也获得了新生。

大约49年11月时，成阳地委干部训练班在成阳公开招收学员，在父亲的允许下，经亲朋介绍，并经干训班审查批准，我便参加了该干训班的学习，成为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1950年初，我们的学习尚未届满，我就被转到陕西省土改干部训练班学习去了。省土改干训班的任务是为下半年进行土改作组织上的准备，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如何划分阶级成份，如何计算地主、富农的剥削量，以及进行土改的方法、步骤，学习的方法主要是听报告，联系案例进行讨论，报告人主要是省政府的主席和副主席等等。

省土改干训班是短期培训，大约六月初学习就结束了，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兴平县和宁强县相继参加了二年土改。两年土改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使我的思想得到升华。首先，通过农民诉苦、忆苦思甜，使我彻底弄清了谁养活谁这个问题，把长期歪曲的谬论“地主养活雇工”被彻底颠倒过来了，从而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历史的推动者，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进而初步树立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念。其次，通过两年与农民相处，点点滴滴的感受，使我对农民热爱的感情大大提高了，它已成为推动我爱党、爱国的动力。当时土改队里有一个年轻的队员名叫李树槐，会唱“五星红旗”这首歌，他常站在山上放声高唱，每当我听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时……，看看眼前贫苦农民翻身做主人，又看看自己的今昔变化和切身的感触，我的双眼就含满了热泪，内心充满着对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感激之情，誓言今生一定要做党的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是党一手培养了我

1952年5月土改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西北合作事业管理局干部处，做人事干事。西北合作事业管理局是西北大区级一个事业管理机关，面对陕甘宁青新五省，上下联系都是公文、报告，而我的文化水平低，既不会写报告、也不会写公文，困难重重，而只能搞一些接待、招待等等服务的事，而这些事能干的人很多。我想这份工作迟早会被别人挤掉不可！前途茫然，令人担忧，因此就萌生了去上学、把自己的文化水平提高一下、改变目前这种与工作要求极不适应的状况的想法。

1953年，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急需要大批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人才。这年七、八月，中国人民大学来陕招收经济类专业的本科学生。这时，我鼓起勇气，把我想考人民大学的要求给局领导谈了。局领导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你来西合局后，表现很突出，工作积极负责，勤奋吃苦，任劳任怨，群众关系也好，是我们党支部培养的入党对象。如果你不走，年内就有可能解决了你的入党问题，如果你走了，对方还要了解你，这样你的入党问题肯定会拖一拖，你考虑?”经过考虑之后，我对他说“如果我够了党员标准，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吸收我的。时下，中国人民大学在陕西招生，机会难得，我想抓住这个机会。”领导看我决心很大，讲的又有道理，就爽快地说：“那你就到北京去考，考上了你就上，考不上你还回咱局，仍做你现在的工作。”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你考上了，上学期间还有啥困难需要帮助，还可以给咱局里写信，我们尽力为之。每年寒暑假回家路过西安，就到咱局里来，咱局里有接待室给你方便。”听了这一席暖人心的话，我感动地当即掉下了眼泪。我感到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是局领导，而是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在无微不至地关心自己的儿子。此情此景，迄今还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当年陕西省供销社和西合局一共去了5人上京应考，考试地点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部----东四铁狮子胡同。考完不久，结果就出来了，在党的大力支持下我考上了，被录取了，这一录取，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使我成了和我非常羡慕、日夜追求的那些大学生一样的人了！成了一个将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了！成了一个不被社会歧视的人了！我内心的高兴、喜悦、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是年9月，我便进入了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合作系，学习供销合作专业。

1953年-1957年的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中最愉快的四年，这四年我的学费、实习费、调研费、医疗费以及所有的教材费全由国家承包了，学校每月还给我发25元生活费，除交伙食费12.5元外，剩余12.5元足够我日常用了，因而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大一第一学期我们共开了四门课，其中一门是考查课，其他三门是考试课，这三门考试课就是《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俄语》。考试实行五分制，3分为中，4分为良，5分为优。期末考试，出我意料，我考的三门课全是优，当时这在全班是极少极少的。由于自己的心里考分和公布的实际考分有落差，我总感到xx同学比我学的好，结果考分比我少，因而内心总有些不自在。

1955年5月15日我终于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多年来的梦想，之后我又被选到经贸系团总支，任团总支书记。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之后一面努力学习，一面努力工作。而在学习和工作中把党的初心、党的使命全铭刻于心。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管，时时起带头作用。

1957年春，组织上给我透露，毕业时我将不参加统一分配，而由国家保送到苏欧去留学。可是由于这年夏天发生了整风反右运动，我的美事就被打破了。七月末，我被分配到陕西省人事厅接受再分配。据我事后所知，当时陕西省供销合作干校要我去教书，但由于陕西省人事厅分配毕业生的干部不懂专业，他看到我的专业是“供销合作”，而陕西省物资供销局也是“供销”工作，望文生义，就把我分配到陕西省物资供销局了。

我一到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为省物资供销局搞的物资是生产资料，是由计划调节的，而我学的供销合作是个人消费品，是由市场调节的，两者运行方式根本不同。这时我深感用非所学，但我仍然安心的好好工作，回报人民的培养。1958年，党中央在总路线指引下，在全国开展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物资供应极为紧张，省物资局每天像一个交易市场，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由于供给缺口太大，各单位为购到物资，也就使用了“不正当手段”，我很看不惯，深感这样下去就会庸碌一生，无所作为，甚至会走入岐途，毁了自己。大跃进不仅破坏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而且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调，资源严重浪费，得不偿失，教训十分沉重。总结经验和教训，有的中央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是我们没有读好马列著作，因为在马列著作中对这些问题都有论述，如果我们读好了，错误完全可以避免。为此，今后要培养一批熟读马列著作的干部。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便产生了离开这个地方，去读研究生的梦想。

机会终于来了。这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来陕招收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我鼓足勇气把我要读研究生的想法给局领导讲了，局领导未加思索就一口回绝了，他说：“你已经上了大学！现在省物资局还有好多人没上过大学，你还不知足，还想上研究生，没门！回去好好工作去！”我很失望，很失面子，也很难过。人都有自己的好朋友，当时我的好友给我出主意说：“省物资局受省委工交部领导，你可向省委工交部谈一谈，请他们帮帮忙。”第二天我就找了省委工交部，接待我的是组织处袁恒茂同志。袁真是个大好人，是个“包青天”，他听了我的自我介留后，立即给予坚决支持，事后他反复给省物资局做工作。他说：“我们国家现在急需要培养一批熟读马列著作的干部，杨文汉是中国人民大学供销合作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又是共产党员，身体又好，学习又好，符合报考的条件，我们应支持他报考，考不上是他的事，如果我们不让他考，那就成了我们的责任了！”在袁的大力支持下，省物资局领导终于同意了。这时离考试只剩下四五天了，我已来不及复课就上阵应考了。当年政治经济学论文考题出的很大、很难、现实性很强，题目是“西藏的反革命叛乱与尼赫鲁的哲学”，我凭老底子和临场发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叛乱的原因、性质，以及失败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尼赫鲁的种种谬论，成绩还不错，这样我就被录取了。这一录取，基本上确定了我以后的发展方向----从教。

1959-1963年我在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认真地攻读了三年马列经典著作，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く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费尔巴哈》、《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等…。这三年，我们读的很苦，老师要求我们不但要读懂，而且要熟记。考试时要让我们背名段名句。除了专业课，学校还要求我们学的外语(俄语)要过关，达到能阅读的水平。古文课也要熟背几篇。由于我的刻苦努力，上述要求我都基本达到，成绩优良。三年攻读，虽然很苦，但苦中有甜，它为我后来从教奠定了坚实而良好的基础。

三、是党不断激励我向上向优

1962年8月，我拿着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毕业证书回到陕西省委接受再分配。这时接待我的仍是袁恒茂同志，他那种热忱、细心、认真的工作态度实在令我感动。1962年，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调整时期，高等学校都在压缩人员，一般不进人，但各学校都给研究生开绿灯。袁先后给我介绍了几个学校，由于不理想，我都未接受。袁对我的不接受很理解，说不合适就不去了。经反复比较和思考，最后我终于选中了西北政法学院，因为该校是文科学校，又有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师特缺，要求迫切，这样我就走进了这所学校，从而走上了从教的道路。

我是1962年10月中旬到了西北政法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12月就给63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同学讲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两本经典著作，反响尚好。此后我又给66级、67级、68级同学讲了政治经济学部分章节，同时还兼任过班主任，下班和同学同吃同住同劳动，回想起来，这段“小媳妇”当的很有意思，它对我以后的发展很有帮助，我很开心。

1966年春，正当我从事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走上熟练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之后每天就是批批批，斗斗斗，把我最好的年龄，最好的精力搞了文化大革命了，真是一言难尽。1972年西北政法学院被错误的撤销后，我被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学。这时西安交通大学已开始招生，我一去就参与教学，给电机系学生上课，业务很快得到恢复。半年后，我被任命为西安交大马列教研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与乔宗寿副教授搭档，我们合作的很好，很愉快。

在交大期间，正值全国干部学习马列著作（5本书）和毛主席著作，为了使我们能做好学习辅导工作，交大领导组织我们马列教研部的部分老师到外地去参观毛主席革命实践活动的地方，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参观了韶山毛主席故居、井冈山革命遗址、瑞金革命历史展览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上海“一大”会址等等。这次参观，是我在前进中的一次“大充电”，大大激发了我对毛主席的热爱，大大激发了我内在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对后来做好干部学习辅导工作帮助极大。

根据新时期经济建设的要求，1978年国务院决定恢复西北政法学院，是年9月，西北政法学院王云院长委托人事处处长任山同志到西安交大去找我，叫我回政法学院工作。听了任山处长的谈话后，我很受感动，心想：我是个年轻的普通教师，老院长还知道我，还记得我，还派人专程来交大叫我回去工作，这是看得起我，是抬举我，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便一口答应：同意回去工作。回校之后，我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在政治理论系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

复校初期，政法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仅有八、九个教师，面对全校的公共课和政经专业学生的专业课，人力远远不够。为了搞好工作，我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积极引进交大政经教研室那些好的管理经验，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第二、我带头冲在前面，挑重担、担大责、拼命工作，争取把文化大革命中损失了的补回来。我先后为79届、80届、81届、82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同学讲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著》、《领导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专题》等课程。同时，还给79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讲了几个专题。除此之外，还带同学搞毕业实习、搞专题调查、指导毕业论文，还参与毕业鉴定和分配，实行全方位服务，效果非常明显。

80年代初，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经济战线上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上课时同学不断问这些问题，为此我和刘克鉴老师、孙振济老师、郭志琦老师深入工厂和农村，开展调查研究，破解这些热点，先后撰写了《西安市理发行业实行基本工资加利润提成工资制度的调查》、《孟家坪专业分工包产到劳的做法》、《中华皮件厂扩大自主权试点调查体会》、《开拓农村流通渠道的一种好形式》等等有分量的调查报告，获得了有关部门的好评。

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校全面恢复了停评10多年的职称评定工作。1982年春，我院也启动了这项工作，经过上上下下反复评比，首批全校只评出8个副教授，我是其中之一。在被评出的这几个老师的年龄结构中，我的年龄是最小的，是年48岁，因而当时在全校还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和点赞。之后，经过5年的努力，1987年我又顺利地晋升为经济学教授，1988年我又获司法部部级先进教师殊荣，1992年我又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18年11月，西北政法大学又授予我“西北政法大学功勋教授”称号。对于殊荣，我倒是有自知之明，我把这些都视为是党对我的激励，是对我的鞭策，是促使我不能自满，不能止步，要更加努力，要不断向上向优。在以后的工作中，我都是在这种理解、这种精神的支配下积极工作，努力工作，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困难，对待重责，力争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党的培养。

四、结束语

2013年11月15日79级政经班同学和80级、81级政经班部分同学给我举办了一个八十华诞庆贺会，在这个会上，我对我今生作了一个总结，现转载于后，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我出生农村，是农民的儿子，解放前是个失学青年，走投无路，非常悲观。解放后是党和国家一手培养了我，送我上大学，读研究生，进高校当教师，升教授，结婚成家，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可以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不会有我今天的一切。我很知恩，也很感恩，我非常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国家。我热爱的感情已渗入血管，融入血液中。从事教学后，我教学认真，科研努力，热爱学生，桃李满天下。基于以上，我说，我是一个爱党爱国主义者，是一个好教师。

                                            杨文汉

                                           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