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实践生态哲学视野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刘 本 炬

一、科学的理论基础：生态哲学的产生、发展与

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生态哲学视野

生态哲学的产生源于生态学的当代发展。正是生态学的当代发展，特别是人类生态学的发展，为生态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知识准备。

“生态学”概念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他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科学，并把外部世界理解为广义的生态条件。“生态学”概念的提出，开辟了从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对生命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新视野。进入20世纪，一大批生态学专著相继问世，生态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成果卓著。特别是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勒提出了“生态系统”这一重要概念；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提出并确定了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理论。到20世纪下半叶，一方面生态学研究已形成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其研究不断渗透到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众多领域。尤其是人类生态学脱颖而出，并成为生态学体系中的热门课题。人类生态学的研究，使以生物为主体的生态研究转为以人为主体的生态研究。

人类生态学研究的深化本身就孕育着向哲学层面提升的必然性。第一，它研究的重心越来越趋向于人、社会和自然的生态系统整体发展，涉及到的是当代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关系到对人类自身生死存亡命运的终极性思考。第二，它的研究把价值概念引入了生态学，而且对传统价值观进行了批判，坚决摈弃人敌视自然、奴役自然的价值观，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第三，它在思维方法论上也从分析性思维方式向结合性、整合性思维方式转化。这就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根本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一大批生态哲学专著相继问世，这些著作表征着生态哲学的产生，它们所蕴含的新见解、新思想，无论对于深化生态学研究，还是对于哲学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所有生态哲学的著述都贯彻着一个基本思路，这就是：重新认识人自己，反思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及其负面效应，探寻人类新的生存、发展道路。

在生态哲学研究中，自然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是否有生态哲学思想？他们的思想能否为当代人类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毋庸讳言，生活在十九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面对的生态环境问题显然没有今天这样突出。他们也没有就生态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在他们的著述中，生态环境的危机问题也没有成为主要的问题加以论述。但是，我们认为，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了新的历史观之后，他们以实践的唯物主义基本思路，对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实践辩证关系的揭示，却真正抓住了生态哲学的实质。他们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以自己天才的实践生态哲学的思想智慧，指明了认识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基本方向和道路。全世界绝大多数生态哲学家都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蕴藏着许多闪烁着生态哲学思想光芒的重要观点和主张。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深入地挖掘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大家一致认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没有能提出生态学或生态哲学等概念，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观点同生态学、生态哲学的研究思路是相通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具有建设性和破坏性的二重性研究，关于人类实践过程中人化自然及其异化的研究，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一系列研究，关于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以及建立整体性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研究，是对生态哲学最根本问题的关注和揭示。他们对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对工人阶级生产、生活的恶劣环境的同情与了解，都表明了他们对环境保护问题的真正重视。应当说，在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立足点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当代生态哲学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环境污染问题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能通过人类实践活动加以解决。人类实践活动可以建设、维护、美化、优化环境，也可以破坏、浪费、掠夺、恶化环境。人与自然的异化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甚至对立，其根源是人类实践活动中人与人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因此，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异化，首先要消除人与人、人与社会异化的现象，要首先解放人类自己，要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建立更加和谐、更加健康的社会制度。他们还认为，环境污染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单因果的，它涉及人类实践活动所建构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社会文明程度等诸多因素，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也应该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这种思路，对于科学地分析和认识环境危机的实质和环境污染的根源，选择正确根治途径，无疑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特别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共同创立的新历史观中，第一次确立了科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现实的人”及其“物质实践”、“物质生产”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强调了自然界的先在性、优先性与社会的派生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人类对自然环境依赖性与能动性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同时认为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并不是被动的存在物。人类具有改造、利用自然条件的实践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使原先的自然变成了“人化自然”、“历史的自然”，从而出现了“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出现了“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出现了“人和自然的统一”、“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能动性也作了辩证分析，一方面肯定了正确认识规律、自觉支配自己实践活动，从而取得对于自然界与人类和谐发展的正效应；另一方面也指出违背自然规律、盲目地、错误地征服自然，必然要带来大自然的无情报复。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少著作、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们立足自己所处的时代现实，具体地考察、研究了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并分析了环境污染的根源，提出了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论思路。马克思、恩格斯还针对资本家贪婪和唯利是图的本性，分析了环境污染的阶级根源；抨击了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管理的无政府状态。他们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对于环境污染形成的“公害”熟祝无睹的状况作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如果只用于追求经济效益，就必然造成大肆消耗自然资源和严重破坏自然环境。马克思恩格斯还对减少和治理环境污染有效途径做了深入探讨。

综上可见：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统领生态哲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实质是实践生态哲学思想。尤其可贵的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把科学实践观作为整个历史观的理论基石，并在此基石上进一步研究了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从而使其历史观和生态观一并具有了科学性、革命性、实证性的本质特点，当之无愧地成为认识生态问题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指南。

二、认识论与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正视生态矛盾冲突，破除对抗论，确立和谐论

人们把传统工业文明称为“灰色文明”，是因为环境污染给天空、大地、河海笼罩了一层灰蒙蒙的“外装”。隐藏在这种比喻后面的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伴生的消极后果的深沉担忧。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传统工业文明（“灰色文明”）所蕴含的的矛盾冲突及其危害。

一是索取与付出的矛盾冲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索取的力度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现代化。直到进入21世纪，人类事实上仍在不顾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而日益向自然资源存量的消费极限逼近，生态环境遭受到严重的损害。人类一方面索取自然，另一方面则把自己无法降解的废弃物抛向自然，以至于自然环境被当作人类的“垃圾场”。所谓“先污染，后治理”，也是人类为了自己生存而不得不作出的无奈抉择。索取可以在完全盲目的状态下进行，而治理则需要高度的自觉。可惜这种自觉姗姗来迟。

二是技术圈与生态圈的矛盾冲突。传统工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工自然和技术圈的崛起。它表征着技术在人与自然关系结构上的巨大影响和功能。当代技术化社会的全面扩张，使一切现存的东西都被现代技术打上深深的印记。人类所生活的两个世界——人类所继承的生态圈和人类所创造的技术圈，早已失去平衡，正处在深刻的矛盾冲突之中。当技术圈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并决定着自然生态圈的存在状况时，任何一个技术子系统运行失调，都有可能危及人类与自然生态圈的协调与和谐。

三是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冲突。索取与付出的矛盾冲突，反映在人类自身利益上，则表现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冲突。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以眼前利益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的，即为了追求高生产、高消费，为了实现私人价值的最大化，不惜以损害人类长远利益为代价。工业文明所奉行的价值观是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的蔓延和膨胀，淹没了道德主义。一旦发生眼前利益损害长远利益的冲突时，急功近利的决策和选择总是占居上风。一个民族、国家是如此，一个地区、城市也是如此，一个单位、群体、企业也是如此，一个个体的人也是如此。这种看似分散的选择，一旦以“合力”的形态组结成全人类整体性抉择时，大自然就首先成了被掠夺、浪费、破坏的直接受害者。

四是贫困与发展的矛盾冲突。当今世界，全球性贫富差距还在拉大。贫困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首先要战胜的“敌人”。同时，贫困又是发展中难以迅速克服的难关。贫困还是加剧地球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穷国和地区往往为了摆脱贫困的窘境，不顾及资源的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以浪费能源资源和污染环境为沉重代价，换取暂时的、眼前的利益以谋求生存。这样，贫困就成了人类长远发展的一个巨大制约因素。

五是当代发展与后代发展的矛盾冲突。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个星球不是仅仅属于当代，更应属于后代乃至后代的后代。怎样才能把一个完好的美丽的地球传承给代代相继的后人？传统发展模式所引发的环境污染、能源资源耗竭和生态危机，根本无法使人类世代永续发展的愿望实施下去，实际上潜存着一个当代发展与后代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只要当代人把高生产、高消费以及对财富、享受的追求建立在对地球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上，就意味着当代人在剥夺着后代人享有优美环境的权利。

造成上述矛盾冲突的认识论与思维方式的根源，就是人与自然的对抗论，就是把自然视为要加以征服的“敌人”，要加以专制的“奴隶”，必欲战而胜之，夺而贪之。这种对抗论有三个致命性的错误：一是把与自然对抗作为目的，作为价值评价的终极性标准。在传统工业化经济竞争中，谁能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谁能控制更多的自然能源，谁能制造更多的只利于人而不利于自然环境的产品，谁能向自然环境排泄更多的废弃物，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谁就能显示自己的地位、实力、形象、价值。经济竞争的社会性对抗，同时也就是同自然环境的对抗。二是把征服、掠夺和消灭作为主要的手段。这种征服、掠夺是以违背自然生态规律和产生严重污染为代价的，是一种异化性征服。经济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象两把利刃，无数次地刺向自然生态系统。三是缺乏对对抗性行为及其恶果的及时反思和自我批判，更没有从社会结构、制度的深层次上分析、解决问题，致使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成为一种难以扭转的定势。

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对于人与自然对抗论的破除有了重大进展，可持续发展观被提出并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它不仅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痛定思痛后的理性抉择，而且在实践中被国家战略、政府决策所普遍重视，在企业和公众层面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可持续发展要求改变人类与自然对立的状态，要通过人类主动的协调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样一来，人与自然和谐论的思维方式才真正被确立。把握和谐论的本质性内涵，要害是要立足于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上，是把人类及其活动作为内在于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活的要素来看待，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追求绿色发展。人类既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又作为特殊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就必须自觉保证生态系统的高度自组织功能，特别是自我调节、自我修复、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功能；就必须自觉保证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竞争与整体协同的一致性；就必须自觉保证地球生态系统动力功能的一体化。只有使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和实践活动顺应地球生态规律，只有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顺应地球生态系统的发展动力，并使这两股动力整合为一，才能保证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共生和谐。

              三、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实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有效改造

今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成为社会主体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人类不仅要掌握自然环境本身的自在规律，而且要掌握包括自身在内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规律，从而能对生态系统进行整体性有效改造。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所在。这种整体性有效改造要从四个方面取得成功：一是取得最佳成果；二是达到最优控制；三是实现良性循环；四是防止和克服消极后果。这四个方面有机联系，互相渗透，缺一不可。

在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中，工艺流程改革成为对生态系统整体性有效改造的关键一环。它追求废物还原和无废料生产整体最优化的实现。做到了这一步，整个生产过程可形成良性循环。要使输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在第一次使用并生产出第一种产品后，其废弃物和余能进入第二次利用，成为生产第二种产品的原料和能量；第二次利用过的废弃物又是第三次利用以生产第三种产品的原料和能量，依次渐进，到全部用完或循环使用，最后不可避免的剩余物又可净化或为环境中的生物自然分解吸收（“降解”）。

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有效改造，同时要求社会主体自组织系统的整体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环节的有机联系之中：一是指挥控制中心形成整体化管理信息系统；二是总体设计机构将系统规律的认识转化为实现最优决策的方案和行动计划系统；三是最优决策实施之前经过数学模型、模拟实验的严格选择加以确定；四是决策实施的全过程由鉴别机构的反馈系统加以调整和修改。这四个环节有机配合，就使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过程具有了系统化和整体性。这时主体在行动上保持整体步调一致，在指导思想上实现生态科学知识的一体化和各种技术知识的有机整合。在有科学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计划指导的情况下，改造客体成功的关键，转为主体对自身行动各个环节和步骤的科学化的系统组织和管理。

处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中国，以世界总量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资源养活着22%的人口。由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仍未从根本上摆脱资源消耗型、环境损害型。如何使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在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实现质的飞跃，是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大考验。这就需要理论与实践上的自觉与创新。中国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所遇到的严峻问题，有其缺乏约束的利益驱动、制度缺陷和管理体制的弊端等直接原因，但深层次上的理念问题、价值观和价值取向问题绝不能忽视。值得提出的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建立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机制。”如此强调“以人为本”，如此强调协调发展，如此强调要把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到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框架中去，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尚属首次。这对于扭转中国环境资源总体状况不断趋于恶化的局面是十分重要的。从此，中国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并转入新常态的同时，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在不断增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统计数据也在不断降低，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已大大改善，生态文明建设得到了充分重视和加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结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跃迁的经验教训，就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凝聚形成绿色发展理念。这一发展理念在全国得到了空前重视和普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十四条中的一条列入其中。并从“大计”、“理念”、“国策”、“制度”、“方式”、“道路”做了简明概括，指出了我国生态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和基本方略。在报告的第九部分，专门论述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提出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等重大措施，为坚持根本方向和贯彻基本方略提供了方法论保障和实践思路。只要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地贯彻落实十九大的这些精神，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就一定能够形成。

在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过程中，以下三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1）要坚持不断改革，通过全方位的体制改革来促进绿色发展。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被视为是世界上比较完善的体系，但是多年以来在贯彻落实方面却一直不能令人满意，问题的根源何在？十几年前，北京大学张世秋教授就概括出“环境政策边缘化”来说明其根源。所谓“环境政策边缘化，意即环境政策的设计、执行和实施不能有效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决策过程的主流，导致环境政策实际上发挥着消防队的作用，具有末端治理特征，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他所指出的问题，至今在许多地方仍然存在，值得深思。中国正在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通过改革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切实的法治化保证、公共管理体制保证、公众参与和民主监督机制的保证。要通过改革，健全、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保证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实施。要依法严惩破坏自然资源、生态和环境的违法行为，通过法律制度创新保护清洁生产企业、绿色生产企业和环保企业的发展。要通过改革，建立、健全政府管理体制，真正管理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改革建立新型的环境保护公共管理体制，对于有效控制环境污染、改变生态恶化、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

（2）当前尤其要通过供给侧改革破解绿色发展中的难题。绿色发展的目标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工程技术措施不可或缺。但是，相比之下，通过供给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来改变环境污染显得更为重要。绿色发展的关键是以尽可能少的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来实现经济发展；而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目的也是通过制度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二者不仅是相通的，而且，只有通过供给侧改革，才能保证从源头上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改革开放近40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消耗总量也随之快速增加。2000年，全国能源消耗总量为14.6亿吨标准煤，2016年则达到43.6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量占总量的62%。所以，节能减排成为关键的任务。通过供给侧改革，既保障了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整合发展，又可以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于新的文化价值伦理体系。

（3）长远发展要努力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诸环节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整体推进。在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中，生态是前提，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证，文化是先导，四者紧密相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发展，现实地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态文明这“四个文明”建设的整体推进上。“四个文明”建设互为条件，互为动力，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长过程之中。“四个文明”整体推进的思路，内在地包含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包含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全面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