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代表

我说的“人民代表”，仅指区人民代表。因为他们是由我们选民真正选出来的，他们可反映最基层人民直接要求的。自我于1981年2月到西北政法学院报道后，以最基层普通公民身份接触到的“人民代表”是他们。我从他们身上真正认识到“人民代表”的法律作用。

第一位印象深的“区人民代表”是刘海老师。他教国际法。我先见到的是他用白色的道林纸密密麻麻写的并张贴于北校区（那时政法学院还无南校区）卫生所门口侧面墙上他的两年期（一届代表任期四年，两年为任期之中期。他按照自己当选之初对选民自动承诺的中期向选民汇报工作，自动接受选民检查。如选民认为不称职，他将自动卸任下半期代表一职，由选民另选合格代表）的任职汇报。我记得，他写的校内工作中，他建议并得到学校支持为学生们修建的晾衣场等。因为每日上课，尤其是为研究生上课，走向后面的研究生楼我都目睹到他努力下的成果。对区里工作中，他写到那时因杨家村等周边有十三所“卡拉OK”歌厅彻夜地不入调的“OK”声扰到师生无法安睡，他一户一户地跑去讲道理，做工作，希望至少在夜里12时后让这种所谓“歌声”别响彻云天，以解决师生入眠问题等。他不仅张贴了他的汇报，并复印数十份，在学生课间休息时送入教室。他的汇报下面的落款是：你们的公仆刘海。那时我正给82级还是83级法律系本科生上外法史课，班长接到他的汇报书，笑着说：“你们的公仆刘海？这位老师是否有神经病啊！”于是下一节课，我专门给学生讲了西方的选举制度。并以美国宪法所规定的选举程序为例子说明之。虽然，那时我的外法史尚未上到《美国宪法》，但我提前讲了。学生们听得十分认真，下课去吃饭的路上，男、女学生们端着碗边走边讨论《美国宪法》，并因此，后来有不少学生去找刘海老师，向他那真正堆积如山，甚至将一间单身宿舍的两孔窗户用书架挡住一半的住室兼书房的书借阅，大大开阔了想了解更多法学知识的学生的视野。今天，刘老师作古已经数十年了，但是他的“人民代表”让我和从他的行为中初步实际了解了“人民代表”概念的师生们并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人民代表”。

第二位“人民代表”，是穆玉杰老师。他是体育老师，不是学法律的，但是有着前任刘海的榜样。我仍然看到穆玉杰老师任职期内，卫生所旁张贴的穆玉杰老师手书的，白色道林纸的更长更细的汇报书，有体育设施的添置、维修、维护等等的意见。也看到他本人在学校到处查看，或在下班后指导操场上热爱体育锻炼的人们，或教育说服儿童们。每天早上，不论多早，当我跑进操场时，他准已经在那义务指导者人们……虽然，他后来腿已不那么灵便了，但他的身影却依然在我脑中印象深刻。如今，他也作古数年了。

第三位，是两位。因为，穆老师之后的“人民代表”是教宪法学的王险峰老师和校报的主编刘喜伦老师。他们的认真，最明显可见的是杨家村马路的拓宽和修整。不知还有几人记得当年的杨家村，那窄狭、泥泞、高低不平、人车共堵的杨家村。他们二位，为此不知写了多少份意见书，跑了多少次区政府，又在区人代会上反复慷慨陈词，据法力争。最终争取到区政府那可怜的一笔修建道路费。要知道，雁塔区管辖下有多少道路极待修建。我不知他俩如何争取到修杨家村的道路费。而这笔费并不能一次到位；于是他俩又一次地向区财务管理部门去讨要，挤牙膏式的。只知道因为刘喜伦老师嗓门大，最后全部区政府的人都认识了西北政法学院的两位人民代表，连区上主管财务的同志见到他俩都捂住耳朵说：“讨账的又来了，快把杨家村的修道路款拨下去吧！否则，全区政府的人无法上班了！”于是杨家村才有了今天的又宽又平的马路。所以，那天，我看到小贩占道到马路中央，忍不住立即抓住马路上的警务人员。他们虽声称非城管人员，但也立即打电话告知城管。小贩见状，占道者便自动后退出一些地方给行人。今晨，我沿操场走，看到王险峰老师被儿子扶着行走，我忍不住地说想起当年他和刘喜伦的“人民代表”的故事。正巧，刘喜伦老师也过来了，但她已耳聋完全听不到我说了什么了。我忍住欲哭的泪。但真正的“人民代表”，就是我亲眼目睹过的这样的“人民代表”。

我真怀念这些“人民代表”。鲁迅先生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必将成为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