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普通话和地方话

    中国领土广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仅有不同民族的语言，而且，即以汉民族语言来说，也因为地域差别，发音便有了很大差异。简单来说，南方人多有zh、ch、sh与z、c、s发音不辨之苦。而又因所居地为城市与乡村的不同，便有了普通话与地方话之差。所以，以自己切身经历，便常常想起此方面之有趣故事。

1955年，我考上陕西师范大学。那时，正值国家推广普通话时期，师范大学毕业时要当教师的，所以教育部规定，师范大学学生必说普通话。当然，教师则可例外，因为年纪大了，方言不易改变了。我班同学以北方人为主，且大多是陕西人，然而农村学生居多，便有了地方普通话的笑话。

一次，课间20分钟休息时，同室一位室友邀请我陪她去校小卖部买牙刷。她对售货员说：“同志，拿一下nia faer（牙刷）！”她是长安县人，用了普通话的发声，却读了长安县的字音，就是今天人们所谓的“长安普通话”。

售货员眨巴着眼睛，一脸的无奈，我只好翻译：

“她说，请你给她拿一支牙刷，让她挑挑。”

售货员递给她一支牙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牙刷不是像今天般包在塑料盒内，而是用一张玻璃张（那时还没有塑料纸之类，而是透明的纸，我们俗称玻璃纸）包住牙刷头。玻璃纸不合缝，小卖部的牙刷放久了，便有些灰尘从纸缝进入牙刷表面。我的室友要求更换一支。她又说了：

“zhi（这）da daer 有jianer jianer 脏！”她依然说着“长安普通话”。

售货员眼睛睁得更大了，完全一头雾水的表情。我赶快翻译：

“她说这支牙刷这一头儿有点灰尘，请您更换一支。”

售货员更换了一支干净的。我们急忙往教室跑，怕迟到了。然而，奔上教学楼的四层。我们还是迟到了。老师已站在讲台上了。五十年代，纪律是严格的。迟到的学生不仅要喊“报告”，还要在教室门口申述迟到理由，求得教师批准后，才可以进入教室，走到自己座位上。于是，我们只好喊：“报告！”老师让我们进去，并随口说：

“为什么迟到？”我尚未回答话，她大约因我为她迟到，有歉意，便抢先回答：

“报告老师，上了个cei foer（厕所）。”她那急迫又特别的“长安普通话”，连老师都忍不住笑起来，只好挥手示意我们归座。我硬是捂着肚子绷住面孔，咬住牙齿，憋住笑声坐到了座位上。

如今，六十余年过去了，一切仍历历在目。然而，今天的西安市学生，长安县学生，其普通话与地方话的差异早非如此了。什么原因？经济的交流、人口的流动，文化（包括语言文化）的交流早已将这些差异湮没去了。

• “的确良”和尼龙裤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没听说过“的确良”，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正值短缺经济的年代，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证。我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在甘肃天水市任教。甘肃更是短缺经济的体现地，就拿必须用的棉布来讲，每人每年配给一尺八寸布票够干什么？突然，大约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的确良”，这大约是一种化学纤维，不需使用棉花作原料。我不是学化学的，听学化学的老师讲，也需要棉花作原料，但需要量极少。“的确良”一经出现，棉布的供应紧张便大大舒缓了。因为它不仅不要布票，而且质量非常结实，穿几十年都穿不破。它还非常轻便，挺直。最初人们能见到的是白色与月白色两种。做夏季的单衣是非常漂亮了，穿在身上，不起皱，不变形。我所在的甘肃天水市，能穿上这种“的确良”衣的，一定是“上海老师”。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有许多上海出身不大好的中学生到甘肃来支边，他们后来大多当了小学或中学老师。被通称为“上海老师”。她们生了孩子多要寄养在上海家中。因为上海的物资供应比甘肃好多了。在户籍管理还不十分严格的时代，偶尔还可将孩子户口报在上海，那当然是要看她们家庭的能耐大小了。我们一位女老师四个孩子，两个户籍便在上海，后两个实在落不下，便想落籍在她丈夫家西安。无奈，西安似乎更严，只好落籍在天水市。这当然是后话了。就说这些“上海老师”，即使不能每年回上海探亲，总会比外地人去上海的可能性大。当她们从上海回天水后，便会有“的确良”衬衣穿在身上。那时，我们也还年轻，20多岁，看起来便很羡慕。突然，有一年，一位长沙老师，也就是说其家是长沙人的女老师，在我快放假要回西安探亲时私下告诉我，听说西安也有“的确良”卖了，请我帮她买件月白色够作两件衬衣的。这是位与我私交挺不错，为人认真不张扬的女老师，我们是同龄人，我一口答应了她。到西安东大街的长发祥一看，果然有。我给那位女老师买了两件衣料的布料。我和大妹每人买了一件料，因为太珍惜了。我和大妹在东大街的一家缝纫店各做了一件“的确良”衬衣。是很漂亮，只是后来知道，它虽然叫“的确良”，穿上显得也很薄，但在西安炎热的夏季，它并不凉。可能因为是化纤类，它不比全棉类透气。但是那件“的确良”，我的确穿了20多年，它也未穿烂。

除了“的确良”，还有“尼龙裤”。这也是从天水的“上海老师”中时兴开的。起先是有尼龙袜，它比毛袜要看起来美丽、合脚。我们也穿了。只是尼龙袜如果有脚气的人或有脚汗的人穿上不透气，尤其配上解放鞋，常臭气熏天。但是尼龙裤时兴起来要晚于尼龙袜。记得有位上海女老师，在冬天也只穿尼龙裤过冬，自然身体不像我们穿大棉裤那样臃肿。年青的女老师们羡慕地问她冷不冷？她操着上海普通话：

“我穿（cuan)着尼龙裤哎！”同时将两手向斜后方仰去。那声调、那姿势，我至今如昨日般印象深刻。言外之意：你们这些土包子们，穿尼龙裤还会冷吗？

后来，尼龙裤终于在天水的百货商店有卖的了，我们每人都去买了一条，但是，它还是不能抵挡天水的冬天。我仍要在尼龙裤外穿上条棉裤。

至今想来，这都是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了。我的那条尼龙裤至今也未穿烂，但我总不忍心丢掉它。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些短缺经济的时代。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人们的衣着早已穿不懒、穿不坏，而且样式不断翻新。听说年青的女老师们有的每月4000多元工资均花在穿着上了还不够。那么，旧的都扔到哪儿去了？我的外婆说：“衣服无非长了短，短了长，有什么花样呢？”她老人家是清末的人，总结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