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休近廿年，回忆起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四十年岁月，思绪万千。1954年开始在西北大学法律系任教，从事法制史教学四年。

    西北政法学院作为法学学历教育的高等院校是1958年成立的。一经成立，就赶上了一场大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教育大革命也在学校展开，师生下厂、下乡，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即使学校复课，我院法律系教学计划规定的学时分配是政治课占60%，汉、外、体的课占20%多，法律课只有一门，叫做《大跃进中的政法工作》。对法律学科的荒漠化摧残，经过了难熬的三四年，到62年才开始走上“正规化”的教学秩序。但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又开始了，批判62年的“正规化”是资反路线的复辟。文革竟然发展到砸烂公检法。毋庸置疑，培养法律专门人才的学校、系、科都不需要了，1972年西北政法学院解散。这次毁灭性的打击，又是一个六七年。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拨乱反正，高校开始恢复招生，乘着这温暖的旭日春风，我院于1979年复校，

    法律史学作为法学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重新列入法学专业教学计划之中。  

  复校后，法史教研室教师只有六人，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我们满腔热情地认为我们不仅要认真备课，搞好中、外法制史的教学，还要进行学术研究，建设学科，以提高教学质量，经过大家认真思考与研究，根据我们教师的条件，及对过去法制史学的研究成果的了解，我们认为，在前人已经研究几十年的《唐律》等重要课题上，我们很难有所突破。我们必须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我们教研室的教师，有的经过法律学科系统化学习，有的对中外史学及古汉语有较好的掌握，我们再环顾我们脚下的这片沃土，从我们的优势出发，因地制宜，我们确定了两个研究方向：

一是出土文物中的法律制度研究。自古长安帝王都，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历史传统悠远，出土文物多，而考古学者对文物的鉴定研究，有他们特定的视角，几乎无人从法律制度方面进行探索，我们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又是法律史学研究的空白，由胡留元，冯卓慧老师负责此项目。

        二是陕甘宁边区法律史的研究。陕甘宁边区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在原陕甘苏区的基础上扩大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所在地，是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抗日的战争战略大后方，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和法律建设的实验区，也是法史学界尚未涉足的重要课题，由方克勤、杨永华、李文彬（后转而研究中国监狱史）负责此项目。

    任务确定后，我们开始收集资料，胡冯二位除去陕博和碑林博物馆收集史料外，还跑了陕西许多县市文化馆，寻觅有关资料。方、杨则是每天到省档案馆去查阅，收集陕甘宁边区、特别是边区高等法院的档案史料，近两年时间，风雨无阻，因当时没有先进的手段，又缺乏经费，大部分时间是在抄录。当接触到这些实实在在的史料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我们欣喜地看到，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期是我党领导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最好的时期，许多成功的实践，值得总结，为后世借鉴。

    从七九年底，我们开始，有成果问世，以后陆续发表一些论文，专著，因而，逐渐在法史学界有了些知名度。胡老师被中国政法大学请去为研究生做专题讲座，《长安文物与古代法制》一书参加了香港书展，与《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均获奖。研究中国根据地历史的日本专修大学教授宫板宏，及日本研究生都曾来校访问。1984年受司法部委托我院主办了中国法制史师资班。

    冯老师因教授外国法制史，又确定了中外比较研究的方向，至今夜以继日、笔耕不辍。我室汪世荣，刘全娥等青年教师，也在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研究方面，不断取得优秀成果。

    我们认为，结合教学搞科研，不要急功近利，而要研究学科现状，根据主客观条件，确定方向，深入地刻苦地钻研下去，就一定会有成果，从而切实提高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