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圣彼得堡过两个“春节”

第一个是“中国春节”

• 寒假里交谊舞培训风波

   没出国前，我以为“春节”是中国人特有的呢！

   寒假到了，我们圣彼得堡大学（那时叫“列宁格勒大学”，我们在圣彼得堡大学的访问学者们全呼之为“列大”）的这批访问学者们便都为“春节”忙活起来。首先是我的同室。那时我俩合住一间宿舍，房间大点，约是20多平方米吧！她忙于干什么呢？她想培训几个年轻一点的男老师学会交谊舞的男步。

略会一点交谊舞的人都知道，交谊舞的关键在男步。男的是要带人的，女的跳得再好，没有一个带得好男舞伴，你的技艺无法显露。而男的如懂音乐、有乐感、姿势大方、流畅，女的水平一下子就显示出来。在舞场上翩翩起舞时，人们常看到女的裙摆随音乐起，婀娜多姿、表情舒畅，引起围场人们的向往；却殊不知这关键在于她的男伴是否是高手。

1987年时，国内的交谊舞也处在自60年代偃旗息鼓后尚未普及开来的阶段，所以，我们那一批，即使如外国语大学的年轻点的男老师、男学生也均不会跳。而我的同室是《中国新华社》的俄语翻译，算是高级文化单位，那时《新华社》内大约是周末有舞会的。她喜欢跳，也跳得很好；但她不会教男步。我们在“列大”，有几位50年代留苏的男老师，我记得一位是北大的副教授，一位是山东大学的副教授，还有一位是华东师大的教授了。他们全是留苏生，都会跳。但是，他们均是半年期的访问学者，3月份均要回国。这样，我的同室便忙忙地要趁会跳的男老师还在时，培养出以后留下的接班人，以利下半年，便有会跳的男老师可以陪跳了；所以，培训便在我们房间办起来。

我那时并不会跳交谊舞，虽然出国前上级部门似乎也说过要学会交谊舞、太极拳等，但我忙于上课、论文、专著等，早将之挤于脑外了。此时，我也没想学，因为留下的一年期的女老师很多，会跳舞的也很多，我压根没想到会轮到我。但是，在我房间练，几对人跳起来，地方便显得很小了，这时，我常常自觉地站在门外走廊。有时，也会去厨房烧好一搪瓷水壶热开水，早早打开壶盖，将之凉成温水；跳舞的人很容易热，当他、她们大汗淋漓时，温水很适口。但是，在旁边看，我一下子便发现，有的男同志听不来音乐。由于听不懂音乐，节奏感没有，教舞的人“一二三四”地喊着节拍，他能听懂，但一换上乐曲，他便踩不上点，乱了套。我是能听懂音乐的，但不好意思插嘴，因为自己既非北京的，又非上海的，更非外语学院的，又非留苏的。我说过，我是“列大”14人中条件最差的。然而，真是“人不惹事，事招人”。那位北大俄语系毕业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男老师，我挺反感他的势利。他住我们隔壁，经常穿着拖鞋，抱着他的有带盖的瓷杯来我们宿舍。他自以为俄语比我好，单位又是北京的，便仿佛高我许多，其他人他无法欺侮，因为人家也是北京的、学俄语的，唯独我便成了他欺侮的对象。我早已反感他，他身上不文明的细节太多了，我常会觉得和他一起，会丢“中国”的人。例如，他上学校主动要和我一起去乘车，但上了车，他一发现空座位，立即冲过去抢坐下，然后用中文大声呼我：“快来！快来！这里还有一个空位置，我给你抢占下了！”虽然俄罗斯人听不懂中文，难道不会看动作吗？我常气愤得满脸通红，但不能作答。有时，便会有俄罗斯老太太径直走过去，拍着他的肩膀说：“越南人！你没看到妇女同志还站着，你怎能坐在位子上呢？”他长得非常像越南人。听到这样的话我都觉得无地自容，他却浑然不觉地说：“我不是越南人，是中国人。”那老太太会接着说：“中国小伙子，站起来！你没看见女同志还站着，你就坐下吗？”这时，他会灰溜溜地站起来，但下次依然故我。这样的事发生过n次后，我便再也不与他同行。他问我为什么？我回答说：“怕丢了国格（指丢了国家的人）”他却依然不以为耻。但内心总认为至少语言上比我优越。有一种人，似乎在生活中总凌弱媚强。他们在生活中处处要选定一个自认不如自己的弱者，便想方设法凌驾于弱者之上。不知是为了弥补自己在强者面前俯首帖耳的奴才象之后心理上的不平衡感还是什么？我是特别厌恶此类人的。他恰恰是此类人，且将我选定为他欺凌的弱者。包括学跳交谊舞。我从不学，他以为我不会跳。他刚学会一、二、三、四四步舞，便洋洋自得了。有一天，他又想表现自得。特别在我面前表现他的自得，用语言欺压我一下。他在跳舞休息时想喝水，发现一搪瓷壶水已被大家喝光了，如果他像其他老师一样客气点说：“冯老师，帮帮忙，烧点开水吧！”我会立即去烧，但他却以傲慢的口气大喊：“烧水的人呢？烧水的人在哪儿？没水了！”我站在一旁装作没听见，不搭腔。他又直对我说：“你是烧水的人，你不烧谁烧？”我反问：“谁封我为烧水人？”他说：“你又不会跳舞，你不是烧水人是什么？”我怒不可遏，从鼻孔中哼了一声说：“我不会跳舞？我还看不上你这个所谓会跳舞人的跳舞。连音乐节奏都听不出来的人，还以为自己会跳舞！你见过穿拖鞋跳交谊舞的吗？如果让你向后退四步，那后退的慢四如何跳？不懂音乐不懂节奏、不懂舞蹈社交礼仪，竟能以“会跳舞者”自居，滑天下之大稽！”我一口气回敬了回去，觉得压抑了许久的被欺压之气，尤其是被同胞欺压之气都发泄出来了。

全体中国人一下子都安静下来。北大的徐老师是原先的老留苏学生，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负责人之一，此刻立即说：“冯老师绝对会跳！走！我们上三楼去打开活动室，在那里跳吧！敞敞阔阔地跳！”于是大家不容分说推我一起上三楼活动室去。我急了，一再解释我不会跳交谊舞，从未跳过。然而，我还是被大家簇拥着推进了活动室。活动室很大，几十个人全都能跳开。我的同室打开了小录音机，那里面就是她在国内录好的磁带，一盘都是民歌，全都是慢四的，曲调是江南水乡曲调味的。我对音乐的感受力是强的，北大的徐老师拉起我来，虽从未跳过交谊舞，但徐老师带得很好，在舒适的江南民歌乐曲声中，我渐渐放松了心情，一曲跳完，完全合于音乐。徐老师一再表扬说：“冯老师一定跳过交谊舞，跳得太好了！”我忙不迭地致歉，说：“我真没学过，我真没学过！我只是会扭点秧歌！”这时许多女老师已将徐老师簇拥走了，个个要求徐老师带她们。那三位曾经的留苏生，要在归国前，为留下来的中国人尽点力。全都被簇拥着一支接一支地带我国的女同胞们。而新的继任者们也都努力地想跟上音乐，还兼任带女同胞的责任。当然大家最不愿一起跳得，是那位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出身于河北农村的那位男同志。我后来才琢磨出，会不会听音乐，与他所学专业，出身地均无关系，而仅与他从小所接受的音乐的熏陶有关，也与他个人对音乐的喜爱与感受力有关。

这次的交谊舞培训，对我以后的活动也有影响。虽然我们此后在俄罗斯很少有机会跳，但我却想，以后要自己学会男步，掌握跳交谊舞的主动权。

1990年夏秋，我到哈尔滨参加全国外法史学术研究会。会议结束那晚，主办方黑龙江大学为我们购得在哈尔滨市工会俱乐部办的正规交谊舞会招待票。那是依照喀山市工会图纸建成，全木质地板，有正规乐队伴奏的舞会。一位南开大学的高个子老教授会跳。他一下子发现我乐感很好，便连续带我跳。当快三开始时，我告知他，我腿有病，转不到360°。请他转带别的同志。他只说了声：“别怕，有我呢！”便拉我下了舞场。音乐响起，又是苏联乐曲，华尔兹的快步。他不容我思考已跳起来。我只能跟随他。我发现，每到转圈，他几乎不动，仅用上臂轻轻一碰，我便转到360°了。整支曲，似乎我一个人转。快速中，我的大裙便全像伞似地撑起旋转再旋转。几乎全舞场的人都停下来，看我的舞裙的飞转。我明白了，那位男老师像圆规的轴心，轴心的转方位是极小的，而我成了轴心带动的摆，摆得愈大，划回的半径愈大。中学的圆规知识至今方真懂了。这年寒假，学校工会办班，我学了男步。也学得挺不错。

B除夕，在“列大”宴请各国访问学者

盼望着的春节很快来到了。除夕那天几乎全日“列大”的中国访问学者都在忙。有的被派出去采购，有的准备中国式的菜肴。一天都是人来人往。我也不知忙了什么，总之，因为我既非能采买的劳动力，那些活有年轻的男同志承担；也非厨房的主厨，因为厨艺太差劲了；但还是忙活了些什么。傍晚时分，中国式的菜肴准备好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做了几大盆色拉，用土豆、甜萝卜、胡萝卜、鸡蛋白、黄瓜、苹果、梨子等加甜色拉酱搅拌而成；还有几大盆凉拌大白菜、莲花白、粉条丝。这些在平常的中国式家庭都不算什么的家常菜，在1987年的俄罗斯是宝贝。因为俄罗斯的严寒，冬季蔬菜十分稀缺。那儿没见过中国式的大颗白菜，也没有粉条、豆腐之类，更不会中国式的凉拌做法。听说我们这边的大白菜还是托人从国际列车上捎来几颗，到莫斯科再转运至圣彼得堡的。我们自己也是半年没见到大白菜，想是想死它了。还有些大约是买的各式各样的肠。俄罗斯就是肉多，各等价格、各式各样粗细不等的肠。拿回来切成薄片就夹面包吃行了。味道是一种基调的，那细微的差异我觉得可以忽略不计了。我们邀请了全楼的访问学者来吃。我们那幢宿舍楼是圣彼得堡大学专为西方世界各国访问学者准备的五层楼。除西方学者外，外加俄罗斯副博士们。这是为了语言相互交流快一些。而其余社会主义阵营的访问学者全没和我们住一起，据说，这里的条件是最好的。而中国学者没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学者列入一起，是因为中苏关系自1959年后决裂，直至中国改革开放后才渐渐恢复交流，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连我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苏联更不理解了，所以，“列大”的中国访问学者被安排与西方访问学者同一幢楼居住。不过，我后来感觉，这也许不是官方明示，是各校的安排吧！譬如，这里地质大学就不如此。他们那儿是将中国访问学者、古巴访问学者、印度访问学者全混在一起住。我想，也许是各校依自己条件安排，而在人们的私下议论中便政治化了，神秘化了吧！总之，是我们这栋楼的俄罗斯副博士们、西方各国如奥地利、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等国访问学者全各自带上自己的餐具，排队如自助餐般吃中国式菜。那时在圣彼得堡没中国餐厅，中式菜还很少，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没讲究绅士风度，非常高兴地赞扬中式菜的口味，也人人大快朵颐地、争先恐后地动手夹中国菜，绝不须用你招待，他们自己很主动地招待自己。晚餐就在一间公用招待厅举行，之后大家可以自由去公共活动室交谈，气氛十分融洽。

这天晚上，我们还长了一点知识。我们那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北大俄语系毕业的同志，他虽挂名以经济所研究人员出国，却对经济专业所知极少，只是想来发挥语言特长。故而极爱与各种人等用俄语交谈。这日晚上，他在吃饭时与一位挪威小伙子相谈甚欢，不久，两人便离开了公共聚会场了。第二天，他一脸的恐慌，又来找我们几位女同志。大家一起上街时，他终于惶恐不安，嗫嚅地告诉我们的付老师实情了。

付老师比我们都年长。她是三岁与父母同到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的。因而，意味着她是说俄语长大的。她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被错杀了的。直到她23岁大学毕业，才根据中苏两国协议被平了反，她也才可回到中国了。所以，她的俄语比俄罗斯有些地方的人还标准，因为她本人就是俄罗斯长大又学俄语专业的。相反她说的中文，外人一听以为是俄语呢！因为她以俄语语调说中文。譬如：“你吃了吗？”四声全错了，所以，在列车上，因我的晕车呕吐，她关心我问这句话时，我完全以为她用俄语与我交谈，张口结舌无法回答。付老师是北京师范学院的正教授，还是国家马列著作翻译局特聘的专家，为人十分和蔼。我老开玩笑说：“付老师，你真吃亏，应称您付正教授，但太拗口了。称您‘付教授’，别人听音，还会误会您是副教授呢！”她便笑着说：“叫我付老师就行了！”可能正因为如此，大家有点什么私人困惑都找她说一说。

那天在街上，那位河北的同志诉说了他前晚的奇遇。他告诉付老师，那位挪威学者与他攀谈不久，便建议到他宿舍去交谈，他欣然同意。他与那位挪威访问学者都各自住一个单人宿舍。然而，到宿舍后，那位挪威学者环视他居室一下，便说：“我拿条毯子去！”取回了毛毯，铺在地板上，便要求与他同居。他吓傻了，便说：“你不是来与我攀谈的吗？”那位反问他：“你不是同性恋吗？”他吓坏了，说：“我不是。”那位挪威学者非常生气，质问他：“你既然不是同性恋，为何经常做同性恋的手势？”他不明白。那位挪威学者说，他经常在楼道内，在走路时将双手交叉放在背后，这是同性恋的手势。我们这才明白就里。付老师立即大声斥责：“我早警告过你那个姿势太难看，太难看，让你改一改，你就不改。现在惹祸了吧！”我们一听，全明白了。双手交叉背在背后走路，是中国北方地区农村老先生的习惯姿势。这位同志是河北农村长大的孩子，便也有了这种习惯。也许在更早的北方农村是教书先生的姿势。在农村，这种姿势还有点区别与农民的身份标志之意。但在1987年我们出国访苏时，这种姿势在城市已颇为少见。他北大毕业，又是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但不知为何却保留此习惯。此时，我们几个女同志也纷纷指责他的一些失礼的举止。如在大街上，天气热了，仅将皮衣外扣解开，那样走路在当时苏联的确怪异。苏联人很注重走路挺拔、挺胸抬头，服装整齐，步伐很快。乘车绝不抢座，女士优先；上车让女士先上；下车让女士先下；推学校的弹簧门，一定是男士为女士推门，压住门，等女士过完自己再过等等。而他却恰恰在此类事上全部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这天，我们几位女士都对他声讨一番。他连连要求我们，以后再看见他类似举止要不断提醒他。我这时意识到人的文明举止的确要从小时，从一点一滴教育起，否则就积重难返了。

后来，我在归国返校后的日常任教中，发现有个别农村来的女学生不会审美。如前几年不分体形地穿浅裆裤，蹲下去甚至露出尾巴骨下的股沟；穿吊带背心，不仅上面短到露出乳沟，下面短到露出肚脐，而且当同学指出时，还说：“要的就是这个劲！”当时，真想给学生们讲一讲审美观。直到2014年5月16日校团委邀请我为“正心大讲堂”做讲座，我才以《培养“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优雅”的审美人》的标题为学生做了一场报告。听组织者何玉军老师说，讲座是网上报名的，讲题也是网上事先公开的。那晚，何玉军自己开车拉我到南校区，那个大教室座无虚席，还有站着听报告的不少同学。何玉军告诉我，因为讲座既无报酬，又要事先网上公布讲座题目，自开办以来，应邀作了报告的几乎多是退休老教授；在岗的，他们几乎没请到一个。这也许是在岗的老师工作太忙吧！总之，报告十分成功，我从学生们报告完的提问和依依不舍，抓住最后我下楼上车的时间还在不停地发问完全感受到了。美育，是德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华传统文化自古就有美育的一环。无论中国自古的“君子文化观”还是西方“绅士文化”中它都是不可被蔑视的。很庆幸的是，今年，看报纸上，提到的教育部计划中，美育被显眼地提出来了。其实，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美育教育是应一以贯之的。

C大年初一在圣彼得堡领事馆学生处的狂欢

圣彼得堡有个中国领事馆。在国外，使领馆就像中国人的娘家，到那里便立即有了家的感觉。但是，领事馆的地方太小了，留学人员又常常想去，事无巨细都想去一去，就好像成了家的孩子不论年龄的大小，总觉得父母的家是自己的根似的。于是领事馆为专门管理留学生事务所设的留学生工作处单独又租了一套房子。所谓留学生工作处，其实也就是从北京某外国语大学专门调出一位老师管理圣彼得堡中国留学人员事务的。包括此地的中国访问学者和此地的大批中国留学生们。因为这位我们称为“刘老师”的留学生处长，据说级别仅处于领事馆二等秘书地位，当时听说领事馆一等秘书以上才能带家属（仅指配偶）。故而，除工作外，我们感到他也如我们一样，是非常想家的。他待人十分好，故大家都愿意去留学生处。春节当晚，便在留学生处联欢。所谓联欢，便是想跳交谊舞的跳交谊舞、想聊天的聊天。处里也备了茶水、饮料、葡萄酒等，如自助餐般各人随意。这大约就是现今小年青们所称的party吧！因为人多，我那晚一直受邀，跳了一支又一支，而且不用我跳男步，毕竟全体留学人员一起还是男同志多，且半年期的还未走，他们中的90%以上是男同志。

突然，在跳舞的休息期，我发现刘老师哭了。我明白他是太想家了，被大家灌了酒，便控制不住了。中国有句古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我们那个时代，男同志总要以强者态出现。男同志流泪是会被人轻视的。刘老师也懂，所以他一直竭力制止自己的眼泪。几位男同志想帮他掩饰，但感情这东西，你越想掩饰，而它一旦冲破了堤防便会无法立即收拾住。也许是他想到半年期的老师们会很快见到家人了！也许是他想到今夜这里的人声鼎沸，在明晨便会变得寂静冷漠，因为那又会是他一人独守处里的空房！......总之，他在无可控制地流泪，却又极力地想止住它。我见到了此情此景，立即想到别让小青年们看到。大家在那里，在异国他乡，似乎是一个大家庭。家里每个年长的似乎都自觉地要承担起保护年幼者的责任。我主动去邀请刘老师跳舞，想让他舒缓过来。他很感激地说：“冯老师，谢谢你！可我不会跳！”我说“没关系，我带你。”要知道，真是赶鸭子上架，我自己也仅因徐老师带了我一次，才刚学会女步，怎么会带人？而且，我个子又低，带一个比我高的男同志，挡住视线，我要听音乐、指挥人、低声数着一、二、三、四的节奏，还要用眼中余光防止与别人的冲撞。我不知我哪儿来的勇气，我说话时几乎和没动脑子一样，话就从口中流出来了。我当时只想帮“刘老师”解脱他的尴尬。我带着刘老师上场跳了一支。好在当时仅是一般的慢四，不变什么花样，刘老师大约也撑足了十分的力气。一曲下来，我们没出丑，没撞人，刘老师的眼泪也止住了。我想也许是被过分努力地考虑听音乐、不丢人、不撞人而转移了情绪吧！注意力转移了，刘老师的情绪也控制住了，他十分感激地向我致谢。我也擦着自己满头紧张的大汗，很高兴地松了口气，而这时，又早有人在邀请我了。这晚上，我们大约跳到一点多钟，“列大”的人们才步行返校了。所以，我一直记得这晚的狂欢，那是在异国他乡，含泪思亲的狂欢。

D大年初二看中国国内的春晚

初二，我们留学人员晚上要看春晚。那时，中央电视台已经有了一年一度的春晚。我们知道是那年的春晚录像。录像带是放在一个如电影带一样的铁匣子里挺重的样子。留学生点各有负责的同志，他们早已将录像带从领事馆取回放置于留学生处。当晚去留学生处的路上，我们点的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的倪老师已告知我，让我明天和他一起去领事馆还录像带。他说我不认识路明天带我再走一趟，让我记住路。以后，他们半年期的立即要走了。走后，万一需要我独自一人去领事馆我好好记住路，也可独立应对。我这人，自幼生长在城市，属于“三门”学生。即只认得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工作单位门的“三门”学生。在西安市生活了五十年尚不认识许多路，更无论如今到了圣彼得堡。我听了，心中有些酸楚，想起了在甘肃天水工作时学会的一句民谚：“人生不走的路都要走三遍呢！”感到所有的民谚、谚语、古训似乎都是说给我听的。人生，确实是时时、事事、处处都得学啊！这又何止是仅“书到用时方恨少呀！”也挺感激倪老师就在马上要离开圣彼得堡时还会关照我这个一身书本气、独立生活能力差的人。

那天晚上我们看春晚录像，似乎觉得是最好的春晚了。其实，我想是和大家思乡的心情有关吧！至今，我几乎全忘了当时那么感动我们的春晚的内容，唯一记住了一个就是程琳唱了“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因为我在国际列车上，唱了陕北民歌，大家都记住我会唱陕北民歌，所以当程琳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时，我还不知它是陕北民歌，只是觉得挺震撼人心的。北京的青年人信息灵通，她们边看录像，边回头告知我：“今年盛行‘西北风’，你唱陕北民歌正赶上这股时髦风了！”我吃惊地问：“这是陕北民歌吗，我以前从未听到过嘛！”她们说：“你那是老黄历了。这是新创作的陕北民歌，叫‘西北风’！”我茫然了，原来民歌也可改编啊！也可创作啊！我以为它真正传承于民间呢！真是大开眼界了。其实后来我才懂，那不是陕北民歌而是流行音乐，故而有创作人，只是其中加入了陕北民歌的元素。当然，这些新名词、新知识，也是以后渐渐听得的罢了！

因为初四倪老师等半年期的访问学者们便要归国了，我们的春节似乎也要过完了。

初三，倪老师让我陪他到领事馆还录像匣。一路上，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冰天雪地中走，倪老师提着沉重的录像匣，那是个铁盒子。突然，在进入领事馆的大铁门时，倪老师重重地摔倒在地，录像匣也扔了出去。我吓得拣起录像匣，倪老师的胳膊已摔伤，不能提任何东西了。我提着录像匣进了领事馆，返还录像匣后我们折回时，倪老师的胳膊已抬不起来了。我问怎么办？倪老师说不要声张，他怕大家知道，被送进医院便回不了家了。

在俄罗斯，那时是全民公费医疗，住院连饭钱都不用出，护理很好，但要住单间，没人和你说话。我们的付老师因为十二指肠出血，救护车立即送进医院，探视等有严格规定。我们去探视，付老师私下告诉我们，寂寞到彻底如同关了单人牢房。不论饮食、医疗条件如何的好，而人如同机器般生活时最痛苦的。她20天后出院了，因为化验已证明不出血了。付老师后来告诉我们，她是用中国的气功恢复了的。苏联专家很惊异于她恢复的迅速。她说：“我没告诉他们，我是用中国气功的内呼吸调节好的。我绝不能告诉他们！他们不信中医、中药、中国气功。我怕他们把我留下实验！”那时，苏联虽派遣他们的医生到中国学习针灸，可是，因为双方语言的不通，特别涉及中医学原理的经络学等，学习并不成功。因此，他们的医生甚至认为是中方医生有意保留知识。所以，语言在交流中的桥梁作用非常重要，而尤其涉及中国古老医学文化的中医学，我们又如何向他们解释穴位、经络、气功呢？付老师是对的。因此，中国人特别怕住院，虽然真正有免费的早、中、晚餐，可真没一个人愿意去享受。倪老师摔伤胳膊也绝不愿声张还要求我保密这是在情理之中的。

初四以后，倪老师他们回国了。他的胳膊如何，我便不得而知了！但在当天我们乘坐公交车返回“列大”时又发生一个小插曲。

上车前，倪老师就告知我，如果车上空位少，让我千万不要让位给他，他可以硬撑着站。谁知，登车后果然只有一个空座位，倪老师让我坐，我坚持让他坐，因为他的胳膊已无法抓扶手。正在相让之际，一位俄罗斯老太太马上说话了：

“哪有妇女同志站着，男同志坐的道理！”

“他受伤了！他的胳膊摔坏了！”我急了，连忙分辨道。

“无论怎么说，他都是男同志！”那位俄罗斯老太太依然不依不饶，十分理直气壮地说。我还欲分辨，倪老师拉了我一把，说：

“你还是赶快坐下吧！这是他们的文化；你愈说会愈麻烦！”他用中文悄声对我说。

我无奈地坐下，而胳膊十分疼痛的倪老师无法拉扶手，只好将胳膊整个靠在扶手上。

这就是俄罗斯文化中的西方礼仪。可想，当我后来归国时在北京地铁上看到中国的青年男小伙抢占座位，抱住女伴，绝对无视旁边站着的老人、妇女甚至是抱小孩的妇女，在西安，这种现象在我归国近三十年后，公交上亦能见。只有乘务员指出时，他们才不得已地让座现象仍不鲜见。我是如何地生气！我常想，这种种似乎是“小事”的蛛丝马迹，是一个民族文化修养的表现，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已有优秀的品质，经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至今40年仍未完全恢复。一种文化的破坏很容易，如哗啦啦，一夜之间大厦倾，而要再恢复，40年都不容易呀！

E寒假中的又一个“意外”

“意外”就是意想之外，它当然是人们事先未估计到了。

就在半年期的同志们一批批要回国之际，一位圣彼得堡某工科大学的半年期的访问学者摔断了腿。俄罗斯的冬天非常冷，我在的1987年圣彼得堡常常气温在摄氏零下20多度。据说此前有零下40多度，将全市地下热水管道冻裂的事故。因此，冬天常是冰天雪地，铲雪车载不停地铲，然而雪花也片片不歇地下，街面上的结冰永远都有。我们带来的棉皮鞋都不能穿，早早地买了俄罗斯皮靴，那是防滑的。然而，这位摔断腿的男同志，不知怎么搞的，就在宿舍对面的小商店买笔时摔断了腿，很严重。立即被送进医院，听说打了许多钢钉，被接上腿。然而，俄罗斯的医院认为外科手术后，他不需要住院，抬回家休养，3-6个月后，取钢钉时再住院。这样，这位男老师便需抬回到“留学生处”等他的家属到来，接他回中国。真是应了那句话：“坐火车来的，坐飞机回国的。”但那是在怎样情况下的“坐飞机”啊！没一个人愿坐那样的飞机。

据说，这位老师也是50年代的留苏生，而且，他和他妻子当时都是留苏生。这次再得机会赴苏访学，他们学校只有一个指标，所以他来了，妻子没得来。我想，一定也是如我般拼命读书者，否则，为什么会在归国前一天还到文具店买钢笔而摔断了腿呢？而他妻子却在这样特殊情况下被紧急要求从国内赶来，陪护他返回。但是，那时的出国远不如30年后今天的方便。他妻子必须先得到各级批准，才能办护照、签字，之后还不知是乘火车或乘飞机而来。这样，在他妻子未来前，圣彼得堡访学、留学人员中的男士便要安排了班在“留学生处”护理他。大家一下子心中都颇有点戚戚然了。我们不得已而要去小商店买东西时，便自动相约而行了。主要是心情上马上一落千丈了。

不久后，我便到外地访学了。后来回来听说，那位摔断腿的老师在妻子接他飞回国后，大约3个月后又飞回俄罗斯一次。因为中国的医生无法为之取下钢钉；俄罗斯的医疗器材与中国的不同。而30年后的今天，我想这些医疗技术上的差异应当不存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