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中南海的普通一兵

  见证历史是幸运的、难忘的。

     见证了新中国开国大典幸之幸。

——题记

    我父亲身边有一个黑漆皮红花小木箱子，枕头那么大，看起来很古老，里边存放着一些重要证件。我曾经翻看，有一些证件显得神秘。比如持枪证，1949年11月4号由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签发；工作证，1949年10月3号由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交际处签发；有两个出入证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警卫处盖印，日期分别是1949年9月28日和1950年5月2日。这几样东西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父亲在中央警卫局任警卫战士，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作机要通讯员时使用的证件。

   后来，父亲向我解密了他曾经在中南海工作一年的经历。

   1949年7月的北平，华北人民政府社会部（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哨位上有我父亲的身影，持枪站岗，使命神圣，严肃认真。

那时候他还未满16周岁。有一天，本应一小时轮换的站岗时间，早早的就被换岗，父亲接到了命令，上交了他心爱的步枪，打起背包，一行八人，乘坐了一辆美式中型吉普车。沿着长安大街向西行进。

去哪里，他并不知道，也没有打听。不久，汽车驶进了一座华丽的大门，里面古木参天、湖波荡漾，亭台楼阁，曲径通幽。很多天以后，父亲才知道这是进了中南海，曾经的皇家园林。一行人在勤政殿的小会议室住下。此时，父亲才知道他们参加的是新政协筹备会警卫处的警卫工作。

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积极筹备新中国的成立，其中的重要事项，就是紧锣密鼓地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的前期协商会在勤政殿举行。

那段日子里，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的各民主党派、团体人士陆续聚集北平，是中南海的常客。我父亲有幸天天见到这些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分量有影响的人物，如宋庆龄、张澜、史良、何香凝、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张治中等。不同于解放区进京官兵的朴素装束，这些民主人士多是长袍马褂，或者西装革履。但是，父亲心中明白，对他们的警卫与服务工作丝毫不能马虎，他们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

    最让父亲难以忘怀的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有一天父亲和姓申的战友骑自行车从勤政殿到怀仁堂办完事，返回途中，在勤政殿附近见到一群人，有说有笑地走着，警卫分在四周，中间那个人身材高大。战友说：前面是毛主席吧？两个人有点激动，又不能随便上前，为了看到毛主席的正面形象，两人绕道勤政殿的后门，放下自行车，穿过勤政殿，在正门稍远的距离等着，不一会儿，毛主席一行转了过来，终于看到了毛主席的正面形象，这是第一次，和画册上的毛主席形象是一样的。那时候，他俩只是傻傻的看着，心情特别激动。当然未敢惊动毛主席。父亲回忆当时的心情：哎呀！真是不得了，自己一个穷山沟里出来的孩子，组织上这么器重自己，把自己放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一定要好好工作。

    我父亲1932年5月出生于山西省榆社县云竹村，榆社是老解放区，人民群众参军入伍保卫胜利果实的积极性特别高。1946年，刚满14岁的父亲，经他的叔父引荐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后来的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从事警卫工作。父亲是凭着双脚从山西老家走到河北省武安，又到走到平山，1949年春天跟随党中央脚步进驻北平，完成了他从一名农村少年到革命战士的历程。

我父亲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正是毛主席刚刚从西山搬到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我父亲有幸工作在这个区域里，佩戴一枚红色的通行证章，骑着自行车可以在中南海大院穿梭往来，在协商会议做会务工作，见到毛主席就是常事了。毛主席常常在政协会议休会时到海边休息，晚饭后会在勤政殿前的马路上散步。我父亲还有一项直接为毛主席服务的工作，每天中午把两块写有“禁止车辆通行”的标识牌放在勤政殿后的南北路口，下午三点撤除，为的是毛主席有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

父亲他们有纪律，遇到毛主席只能远观，不能打扰，依着父亲的性格，对于大人物是会敬而远之的。其实，父亲也期待着与毛主席的偶然幸会。可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都集中居住在天安门东侧的六国饭店和北平饭店，父亲后来被派驻六国饭店继续警卫工作，能与毛主席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没有了。

    在中南海期间，见到中共高层人士也是常事，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高岗等等。朱老总就喜欢到战士们中间，看一看战士的伙食情况，聊聊天，和蔼可亲。

    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在九月份，会址在怀仁堂，那一天是中国政治人物的大聚会，各界、各党派团体、各个解放区代表齐聚怀仁堂，父亲手中有一个名册，所知道的知名人物都一一对上了号。

    1949年的10月1号，是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日。战友们各自都有了任务，姓申的战友在天安门城楼的东侧警卫着一台音响，我父亲任务是机动，随着警卫处机关在中山公园门口集结待命。那是激动人心的一天，父亲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的庄严宣告；目睹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阅历了人民解放军受阅兵方阵；参与了万众欢呼的的庆典时刻。那天当晚，我父亲有了具体任务，刚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六国饭店举行盛大招待会，父亲站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身后数米处担任警卫。父亲还透露出，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会后都领到了一份丰美的西餐，可惜吃不惯。

    在中南海工作了一年左右，父亲有点失落感，因为他还不是共产党员，总觉得与这光荣又神圣的岗位不相符，入党问题成了他的心病，进京前还在平山县时就有了入党意愿，两位曾经的入党培养人都在公安部。经过请示，父亲又回到了公安部。在那里光荣入党，完成了夙愿。

    回到公安部的父亲，依然和中南海有着密切的联系，组织上安排他在秘书处做机要通讯员。我父亲学习了摩托车驾驶，驾驶着苏联产的“莫斯科人”摩托车，挎着配发的枪支，携带着机密文件，从公安部到中南海，从中南海到公安部，每天要走好几趟。有给毛主席的文件就送到毛主席的秘书陈伯达处，而且无论早晚都要及时送到；有周恩来总理的文件就直接送到西花厅。他进入中南海的通行证很特别，是公安部仅有的三个甲级通行证之一。可见，父亲的工作，得到了党组织的充分信任和肯定。

    这一神圣的工作直到1958年，我父亲离开北京调往西安工作为止。

    在喜迎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年已八十七岁高龄的父亲，每每谈起在中南海的日子都特别的兴奋，他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干了一份责任重大的工作，能和新中国的成立联系在一起，幸运，幸福，难忘。

撰稿杜超英

2019年6月3日

西北政法大学

我的父亲杜俊文，生于1932年5月，1946年参加工作，先后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央公安学院西安分院、西北政法大学工作。1992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