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纪念。作为那次战争的亲历者，如果不将战争留给我的痛苦记忆写出来，我觉得是忘却国耻也不珍视和平的罪孽。

我出生于1937年10月2日，出生于西安市，且经历了1937年10月2日到1945年8月15日西安市民经历过的生活，它使我永生难忘。

     警报——永生的恐惧

    我出生于日军入侵卢沟桥的炮火之后，从那时起，中国人民便再没有了安宁的幸福时光。

    出生前，妈妈为我——她的第一个孩子精心准备了一件斗篷，那是一件大红缎子的斗篷。据妈妈说，缎子是结婚被面中节省下的一小块，有点窄，但做工很精致，是请裁缝师傅做的。为了弥补面料的缺憾，妈妈专门请裁缝师傅压了金色的蕾丝边，非常鲜艳。从怀上我，妈妈便设想着当她抱上自己第一个出生的孩子走出大门，走上大街，这件漂亮的斗篷将迎来多少人对她的宝宝的回头率。然而，卢沟桥的炮声粉碎了妈妈的美梦。爸爸愤怒地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刻了，怎么还能穿出那样的艳丽服装！”从此，那件带着妈妈梦的斗篷被深深压在妈妈的箱底。当我见到它和知道它的故事，已是日本投降了以后。妈妈把它从箱底取出，展现在我们三姐妹面前，我们惊呼于它的艳丽，然而却是小得谁都无法穿了。在惊羡于它的美丽时，我们看到妈妈脸上流下的无声的泪水。那是怎样复杂的表情呢？是高兴、是难过，是惋惜，是庆幸？

     在西安市，我记忆中最清晰的是警报声。无论白天、黑夜、黎明，只要警报响起，那刺耳的警报声将人们训练成非常机警、有素的躲警报者。孩子们被从梦中拉起，穿衣时都不会哭。匆忙的、络绎不绝、提着水壶、时刻包好的馍包，拼命向城墙根的防空洞跑去。防空洞里是顺城墙挖出的土阶，人们自觉地依次挤座在一起，自然是一家人，间有邻居。许多人是在躲警报中相识的。大人们简单的交谈都是空袭的信息。那种气氛、那种表情、那种几乎听得到的对方的呼吸声，你永远也不会忘，一个词——“恐怖！“空袭有时非常长，要经历许多小时。小孩子爬在大人腿上，睡去又醒来，敌机还盘旋在西安上空，直到警报解除，疲劳的人们才扶老携幼，蹒跚回家。

    我三岁多那一年，一次躲警报，一颗炸弹炸下来，我以为炸到我们的窑洞了。声音响得震耳，警报解除后，我发现大人都像疯了似地奔向我们隔壁的窑洞。原来炸弹将我们隔壁窑洞的洞口整个炸塌。人们哭着、叫着，用手挖窑洞的洞口，妈妈拼命抱着我，压着我的耳朵往家跑。从此，那人们的哭声、叫声、用手挖洞口的景象成了我一生的噩梦。第二天再躲在防空洞时，听大人们说，那炸塌洞口的窑洞中，一窑300多人全窒息而死了。而西安市从那次血的教训中才开始在每座窑洞上面开凿了多个出气洞。用生命学来的知识是永生不忘的，但它的代价是太大了。

五岁以后，我上小学，当时的女师附小，现在称为青年路小学。那是1943年春节刚过。小学时最深的印象永远是躲警报。警报一响，老师第一个从讲台上冲出教室。教室门是一年四季都大开，大约就是为了躲警报。然后是男生，他们会跳窗户，再接着是班上的大女生。而我虽然也本能地在门口挤，然而我一定是最后一个出教室的。因为我太小了。我总恐惧到全身发麻。我怕当我一人还未跑出教室时炸弹落下来，将我一人炸死在教室内。那种恐惧、那种孤立无援，那种绝望，是今天的孩子们绝不能也绝不应体验的。这时，只有比我大一岁半的表姐，一个六岁多的小孩在教室外拼命尖声呼唤我的声音给我一丝希望。一旦当我俩的手指能抓到一起，便有了重生的感觉。我们手拉手地向北城墙根的防空洞跑去。两个人的力量比一个人大多了，我们几乎是一口气地从学校奔向防空洞。即便找不到大人，我们也是相依为命的俩人。有时，正跑着，紧急警报响了，这时我们便立即要将自己变成一棵树，一动不动，低下头，如果动，鬼子便会认出是人，炸弹就会投下来。求生，是人的本能，这种知识不要老师讲第二遍，你立即就记住，且永生不忘。不能抬头，因为那时飞机飞得很低，你几乎能看见飞行员脸的颜色。我们也多次装过小树，虽然腿发抖，却竭力要用意志控制它不发抖。

最厉害的一次，是一个星期天早上，人们还未起床，警报响了，而且立即接着是紧急警报。我们全来不及穿上衣服，记得外婆的小脚没穿鞋，我、大妹、二妹、妈妈全挤在妈妈房中的办公桌下。听到炸弹剧烈的响声，似乎就在我家大门外。丢完炸弹，日本飞机扬长而去。警报解除后，爸爸从他藏身的书房跑出，才发现我家中房（即吃饭的餐厅，是一个类似走廊的房间）门被炸弹震得门厅大开，而餐桌下爬着几个人，尚不敢起身。爸爸再走到院中，发现大门洞开，院内两颗石榴树下本能地还爬着好几个人。虽然他们的身体已经全暴露在外，但是人们本能地以为靠近树，树木似乎能起点隐蔽作用似的；还有人刚扑进大门，半身还在门外，就匍匐在地上。这些是早起点的人们，当他们正在行走时，听到警报声，就立即向城墙放空洞奔去，然而，紧急警报立即又响起，正奔跑的人们看到我家大门被震开便冲进院子。门洞中、树底下、厅房内·····所有能有点隐蔽作用，或人们心中以为能有点隐蔽性的地方，都爬上了人。甚至，有几个在当院中直直爬着不敢抬头，那一次的惊魂使飞机走了，人们仍颤栗不起。

难民潮——逃难

抗战时期，我首先学会的一个词就是“逃难“。西安是陇海线上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随着日本鬼子的侵略加深，沿陇海线上每日都有大批逃难的难民，真如潮水般地涌来。

    我家靠近北城墙。从陇海线上下来的难民便整日如潮水般涌过。那时，西安市的人家，家家只有在夜晚才关大门，白天从不关大门。国难当头，谁也不知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即使今日尚未沦陷，明日又能否保全？真是“宁为太平犬，不做战时人”啊！

所以，我的印象中，家家的大门都是打开的，最多虚掩门户。难民只要在门口喊一声：“大叔、大娘！给点吃的吧！”家家的人都会跑出来给难民吃食。我记得我家一次总是用五层的大笼蒸一笼馍。那是抗战时的主要吃食。馍蒸熟了，就晾开了，除了永远要用包馍布包好一包，随时准备躲警报时提上就跑，孩子放学吃的，人们才吃的，难民来了给的都是馍。

    每当爸爸在家，听到难民的乞讨声，爸爸总会放下正在写的纸笔亲自将馍馍送出，并与难民攀谈：是哪里来的？日本鬼子打到哪里了？也许难民谈出的信息比报纸上还快、还准确。然后，难民走了，爸爸会久久地叹息！大量的难民是河南下来的，尤其是1943年，为了防日本鬼子过黄河，蒋介石不得不扒了花园口，那时，真是潮水似地涌来难民，他们也许昨日还是有家、有地、有房的，但今日便一无所有。听着难民们麻木地怒诉，却没有一个人骂政府。他们没了家，没了房，没了地，大家异口同声骂的是日本鬼子。除了河南还有安徽的难民。有一天来了一对父女，他们讨饭不叫大叔、大娘，而是站在院子中唱凤阳花鼓。那父女留着泪唱，我们流着泪听：“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来了东洋兵，身背花鼓走四方！富贵人家卖车马，贫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那是我第一次听凤阳花鼓，觉得太动人了，听得人心都碎了。那父女唱完，接过馍，拄着拐棍，拿着手中打击的乐器走了，我却再也忘不了凤阳花鼓。听同学们说，火车站那里唱花鼓的安徽人很多，我一个人去不了火车站，但那哀怨的凤阳花鼓几乎给我留下终生的记忆。那时的蒸馍最怕正蒸时遇上空袭。人们丢下拉火风箱便跑防空洞，等空袭结束，继续蒸馍，那一笼跑了气的馍便再也蒸不熟了。因此，我们常吃蒸不熟的“铁疙瘩”。如果遇上这样的时候，给难民的也只能是这“铁疙瘩”。但是无论我们，无论难民，谁都没有埋怨过。“活下去！”几乎是抗战时期人们唯一的愿望！

     唱抗战歌曲

中国人民太苦难，太痛苦了。唱抗战歌曲，是人们发泄自己痛苦与愤怒的最主要方法。我记得，刚上小学，我便学会了“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家乡。高粱肥，大豆香，金银煤铁遍地藏。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乡，骨肉离散父母丧！没齿难忘仇和恨，整日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保家乡，哪怕倭寇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齐奋战，杀尽倭寇保家乡！”我刚刚五岁，这歌词不用解释，每个中国人都清楚它的意思，我放学后一个人在我家的后院跳着双脚放声唱，我觉得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苏武牧羊》、《满江红》、《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时的歌至今一个词都不忘，这是中华民族的心声！

日本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没有广播，没有电视，这消息是人们口耳相传。它像一阵风，立即吹遍祖国大地。我记得，那晚我们已经睡下，我已入睡了，突然紧急的打门声吵醒了我，爸爸外面长衫的衣扣还未系好，便应声开门，立即，我们听到爸爸朋友高兴地大喊：“幼农，幼农！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全家欢呼成一片，我家巷子是个极小的巷子“六合里”。爸爸的朋友们、爸爸、妈妈、外婆，还有我们小孩子们。我们全站到巷子外面，靠着墙，欢呼着“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欢呼声四面响起。不论大人和小孩，全都跳起来，举着双臂欢呼：“日本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笑声，泪声、欢呼声，一个民族的耻辱，一个民族的苦难终于到了有终结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