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我想写《书架》，但囿于当时社会环境，终于未写。怕写出来发表于老干网，被人指责。终于，国家主流媒体已大力倡导“多读书”“读好书”了，我也又长了几岁，早大大超过“七十而从心所欲，无逾矩”的年岁了，便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书房，顾名思义，存放书籍之房。中国古已有之。如于私人，常常在中国人的家庭，它兼具有会客厅之意。无客人时，它是主人的藏书房，读书、修身、养性处，也兼作写作室。旧时，读书人家中，书房是必有的。

我的父母，皆是教育工作者，所以，自幼书房伴随我成长。其实，在我家，书房并不专指一处。最幼小时，妈妈的房间伴有两大书架书。书架并不高级，是五合板做成的。我估计是爸妈结婚时让普通木工做的，但高大、架宽，实在书多时，可放双层。书架旁放置一个大的紫红色枣木书桌，两边各放一张核桃木的黑色摇椅。此摇椅一边紧挨墙，另一边的便紧挨书架。这样，房间向阳的一面便全占完了。自从八、九岁起，我不满足于下午放学后听外婆缓慢的读书声得知故事情节，便自己从妈妈房中书架上找书读。坐在摇椅上，目光侧转平视过去，正是书架第三层，我一眼发现了一本书：《孤女漂伶记》。这是什么书？既然叫“孤女”，一定是个无父母的女孩，既然说“漂伶”，一定是个可怜的流浪女孩。只有八岁多的我，本能地关心与我年龄相近的女孩的命运，于是我一把从书架上抽出此书，坐在摇椅上，埋头读下去，直读到天黑；第二天放学，我直奔书架；大约两、三天，我一口气读完了此书。作者以自述口气写出的此书，太紧扣我的心弦了。后来，我才知此书的作者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现在，此书已被译为《简·爱》了。我记得，当时是商务出版的“汉译世界文学名著”，白色的封皮，封面有一道红色线横写出上述字，下面竖写的便是“孤女漂伶记”，书皮的背面，印有商务印书馆特有的标记------一卷打开的书卷。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地从妈妈房间的书架上一册接一册地抽出书来读，而且全是封面红线上印有一行小字的“汉译世界文学名著”。如：《德伯家的苔丝》、《悲惨世界》、《欧、美名著杰作选》、《十日谈》、《夜未央》、《苏联作家二十人集》、《莎士比亚戏剧集》、《水孩子》、《木偶奇遇记》、《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李尔王》、《俄狄浦斯王》、《盲女子海伦·凯勒自传》……我是全部囫囵吞枣地往下咽，除了《浮士德》读不懂，《少年维特之烦恼》是英文版无法读外，这些西洋名著译作，均伴随我成长。特别感动我而使我又多次重翻的是《孤女漂伶记》、《德伯家的苔丝》、《水孩子》和《木偶奇遇记》、《悲惨世界》。这些书在我妈妈书架上似乎没什么规律，我猜想是爸、妈买来阅读后立在书架上的。但我很喜欢它们，更喜欢坐在靠书架的摇椅上，被打开的妈妈房门遮掩住，借助于南面三扇打开的窗户明亮的光线，我觉得，在这些小说中，我进入另一个世界，在遨游。但多年后，我总结出，这些书教给我人性的真、善、美。因此，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妈妈的书房”。

后来，爸爸为了备课方便，将家中的中房（兼具餐厅与过厅双重作用）隔出一半，成为爸爸专用的书房、备课房、接待朋友房。我们也称它为“书房”。那间房内至少有六架书。除了书桌两旁四书架与妈妈房内同样的用五合板自制的书架外，爸爸又让工人用木板简易做出两个书架。房中除书架外，一张更简单的办公桌，一张用木板条拼出的两边无床架的床，一个简易小茶几，此外别无它物。然而，因为爸爸书房中的书多为专业书，小孩子们很少去看。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来抄家，命令爸爸将书全部焚掉。小妹说，爸爸流着泪说：“书怎么能焚呢？即使作为‘四旧’卖到废品收购站，泡成纸浆还可以再造纸啊！”经过爸爸流泪哀求，那些抄家的身为初中生的红卫兵才同意将书卖给废品收购站，但三日后，他们要来检查，看这些“臭老九”是否将“四旧”处理了。小妹说，三天中爸爸不能入睡，流着泪看着大妹夫将书一册册装上架子车，拉向废品站。大妹夫是学数学的，装车时，凡最重要的数、理类的，能用的，他又偷偷取出来些塞入麻袋，放入我家厨房。而爸爸则流着泪偷偷从架车上抽出些文史类的藏入麻袋，偷藏于他床下，颤颤惊惊，躲过那些初中生的红卫兵的二次检查。我的书架上现有的冯友兰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下册、《西洋哲学史》、《世界教育史》、《希腊人的生活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等书就是爸爸当年冒着被红卫兵用皮带头打的危险偷藏在麻袋中的书中的一部分。而当年，当它们站在简易书架上时，我没读过。如今，再读它们时，看着那古旧的颜色，翻着那泛黄书页，闻着旧书特有的书香气，我常常热泪盈眶，老泪纵横。虽然，那些书均有新的出版，但我爱我从小闻惯了的那种书香味。

家中与妈妈房间相邻的外婆房间后面连一间房，我们小时叫它“后房”。后房本是放置杂物处，但我家后房放置了三、四个如妈妈房间一样用五合板做成的高大书架，上面放置的基本上都是古文书籍。我在11、12岁读遍了妈妈书架上我能读懂的世界译著小说后，无小说可读，便在后房书架上找能读懂的中国古典小说来读，于是，《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前汉书评话》、《后汉书评话》、《聊斋志异》、《今古奇观》、《老残游记》、《燕子笺》、《三国演义》、《桃花扇》、《长生殿》等等全被我拉出来读。除了《三国演义》我不喜欢看，被外婆拿去，借助于老花镜和中午光线好的时分读了几年之外，其余也均被我囫囵吞枣地读个遍。《红楼梦》、《水浒传》在我无书可读时又多次地重翻，或随手翻开某页就接下去读。但八十回以后我不愿重翻。我不想看到“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的衰败景象，自黛玉死后的故事我不想看，因为它使我洒下多少伤心泪，而且每读后便会觉得天空都变成灰色的，心里冷到发颤，情绪几天缓不过来。正如同每当我翻开《悲惨世界》，我不愿读让·阿让死后的情节，读《德伯家的苔丝》我不愿读苔丝之死，下面的故事也自然不想读了。但不论怎样，我成人以后，永远忘不了我家的“书房”、“书架”，也常常梦幻般地回想起它们。

因为童年的记忆和影响，我工作后，有了自己的家。1959—1980年，21年我在甘肃天水任中学教师。当时的教师宿舍，起先是一家一室，后来，一家照顾到两间相连的单室，我们不可能有自己的书房。但学校借给每家教师一个不大的书架，以后，当有的教师调走时，旁边的住户可以把他的书架占位己用，我有了两个书架。记得，那时许多老师家书架是用来摆放酱、醋等杂物，权当小厨房之用，而我却总是放满双层的书，我宁可将酱油、醋瓶和锅碗放在书架下面的地上。我不习惯没有书房，至少是书架的家，我觉得那不是家。我的儿子们也因此像我小时一样，从我那不高的书架上抽出一本本书读。当他们有一点零花钱时，也会首先购买一些他们喜欢的书，因此，逛书店也成了他们成长中的喜好。

现在，我当然有自己的单元房了，也有自己专门的书房。我的书房不算太大，在我的四室单元中，它是较大的一间。一面墙被三个大书柜占满，书仍然被挤得双层排放，书柜门也因此被挤下来。当然，书还是放不下，一部分被我收拾在纸箱中，那便不易拿出来读了。此外，书房的地下，也一摞摞地逐年在增多压挤的书籍。但我知道什么书在什么地方放。即使老眼昏花，我仍然能摸出自己需要的书。而我的孙子们，因为受我的潜移默化影响，也都在各自的房间有各自的书架。虽然，都不是什么高档的书架，却都能放置自己的书，也都还保持有读纸书的习惯。当我对我的孙子说：“世界上最爱读书的人是犹太民族，所以，报载以色列人如今每年人均读书67册，而中国人人均每年读书1.4册”时，我孙子说：“婆婆，我要向以色列人学习，免得您那样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