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5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习仲勋同志品德高尚、胸怀坦荡、忠党爱民、业绩辉煌，在长达76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将自己的全部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不仅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也得到了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誉。毛泽东同志曾亲笔题赠“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称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夸奖他不仅“年轻有为”，而且已经“炉火纯青”。习仲勋同志用他一生的光辉实践向我们昭示，他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期望，也无愧于毛泽东同志的赞誉。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为受表彰的习仲勋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同志13岁便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入团，1928年在领导学生运动时，被捕入狱，在狱中转为正式党员。这正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异常猖獗之时，他年仅15岁，恰同学少年。可是他却果敢地将自己一生的命运交给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轰轰烈烈而又荆棘丛生的革命征途。

1932年3月，不到19岁的习仲勋，却以超常胆略，组织举行了有名的“两当兵变”，给了敌人营垒以强烈的震撼。兵变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却从中获得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正如刘志丹所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从这以后，习仲勋同志便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动农民运动、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他们先后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最后扩展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

　　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人所共知。令人惊奇的是，当时担任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的竟是年仅21岁的习仲勋，被同志们亲切地戏称为“娃娃主席”。

为了党的利益，习仲勋同志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进行过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集机会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于一身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如康生之流，为了达到他们的丑恶目的，不惜将枪口和刀口对准许多老干部、老红军、地下党员甚至党的一批高级干部。习仲勋同志可谓是“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克星，他目光敏锐，胆识过人，他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同“左”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虽身陷囹圄却矢志不渝。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刀下留人”一声令下，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获救以后，习仲勋和刘志丹肝胆相照，取得共识：要把党的命运、革命的前途放在首位，而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和得失。习仲勋对大家说：“到了工作岗位，要用实际行动表达我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见《怀念习仲勋》第44页）

1959年3月，习仲勋参加中央上海会议。当他看到新提国务院副总理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时，当即给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见《习仲勋革命生涯》第41页），诚恳表示仍愿做好原来的秘书长工作，希望另提别的同志为新增的副总理。这是在让“官”，是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他的确当之无愧。

1962年9月，习仲勋同志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文革”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在这含冤忍辱、是非难辨的16年中，他冷眼旁观，深刻反思，维系党的命运、心系国家前途，时刻准备接受党的召唤，继续为党的事业献身。1978年4月，年近65岁的习仲勋，尽管党籍才刚刚恢复，冤假错案尚未正式平反，却还是受命于党的安排，毅然走马上任去了广东，主持那里的全面工作。广东曾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当时的局面是：问题成堆，百废待兴，困难多多，阻力重重。习仲勋同志不负党的重托，团结带领省委一班人，解放思想，开拓进　取，大胆创新，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创出了一个新局面。“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发提供了宝贵经验”。（见《怀念习仲勋》第5页）

1980年12月，习仲勋同志离开广东回到北京。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领导岗位上，“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的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怀念习仲勋》第6页）

 　　一位身经百战又屡遭磨难的老革命，一位曾主政南粤成绩卓著的大功臣，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竟毫无功成名就、享受余生的念头，他向人们展示的是另一种精神境界，可谓“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而对于始终能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习仲勋同志来说，这种精神境界也就说奇不奇了。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奉命离开延安，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见《习仲勋革命生涯》第30页）

可以看出，毛泽东选用西北局书记一职，要求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年轻；一个是熟悉群众，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而当时年仅32岁的习仲勋，在陕北这块土地上，已同穷苦老百姓摸爬滚打十多年，善做群众工作是出了明的。在当时的“领袖”群体中，毛泽东一眼瞅上了习仲勋，那称得上是慧眼明察，知人善任。

 对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群体智慧和在革命战争中巨大作用的认识，习仲勋同志是通过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实践获得的。“两当兵变”的最终失败，“横山起义”的圆满成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使他领悟到，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战争伟力之最深后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见《习仲勋文选》第473页）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和转战陕北的整个过程中，他不辞辛劳，不避艰险，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群众发动工作。他一村一堡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宣传，他对群情从而也对敌情了如指掌，他的名字在老百姓中也是家喻户晓。他的工作，毛泽东主席满意，彭德怀大将军尤其满意。因为彭总最清楚，没有习仲勋等同志为作战所作的各种必要的动员、组织和细致的准备工作，他就不可能集中精力研究、分析、部署和指挥作战，也就不可能接连取得西北战场几个战役的辉煌胜利。彭总常对身边的人说：“习书记担任着那么高的职务，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光这一点，也够我们好好学习的喽！”（见《习仲勋革命生涯》第252页）

革命胜利了，干部进城了，环境和条件变化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到中央工作以后，习仲勋同志特别强调要关心群众的利益和疾苦，千方百计拓宽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他经常亲自或委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做调查；他同老区人民、家乡人民、基层干部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他高度重视并亲自指导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尖锐地批评了那种采取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对待人民来信来访的做法。他始终信守自己在战争年代就立下的誓言：“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见《习仲勋文选》第9页）熟悉习仲勋的人这样说：他是一个一刻也不能离开群众的人，他有一颗“平民心”。

 　　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深知习仲勋高超的群众工作才能，深知他在西北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分量，所以誉称他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所以也就把全面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重任放心地交到他的手里。

　　“炉火纯青”

 　　在陕北的时候，毛泽东曾赞扬习仲勋“年轻有为”。1952年初，一次在同薄一波交谈中又进一步赞扬习仲勋已经“炉火纯青”，并将这四个字批在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情况的报告上。这件事薄老亲身经历，记忆犹新。2002年5月24日习老去世后，薄老即送去一副挽联：“惊悉”‘炉火纯青’去世，不胜哀悼“，直呼”炉火纯青“，以代习仲勋其名了。

  “炉火纯青”这四个字的含义和分量，值得我们去认真琢磨和理解，这是对习仲勋同志一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开拓进取工作作风的肯定和赞许。

1947年冬季，各解放区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在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出现了与新区不加区别现象和过激行动。习仲勋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一个多月内，三次函电党中央、毛主席，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信中尖锐指出：“若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见《习仲勋革命生涯》第33页）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意见做了明确而肯定的答复。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同上24页）针对绥德义和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会议上刮起的一股极左歪风，习仲勋在电文中更尖锐地指出：“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同上）毛泽东在回电中又一次肯定了习仲勋的意见，批示的第一句话仍然是“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

　建国后，在全面主持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勋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贯作风，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正确领导了西北民主革命，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完成了各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

　　可是时隔将近十年，1962年秋，习仲勋同志被康生诬陷为“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的“反党分子”，主要罪状是“西北民主革命不彻底”，特别是陕西关中的土改不彻底。在后来进行的农村社教运动中，竟大张旗鼓地搞什么“民主革命补课”。在关中，光补定的地主、富农就高达58865户，这比土改时划定的地富成分33165户还多得多。可是，历史绝不容许掩埋历史自身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复查，彻底纠正了原来的种种错误作法，从而更清楚地映衬出习仲勋同志的精明才干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习仲勋同志很善于在复杂多变的客观实际和相对稳定的政策规定间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从这个结合点着手去充分发挥他的创造性才能。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广东经济特区的探索和创建，一个“落脚点”，一个“开放圈”，无不显示出习仲勋同志的智慧和创造性工作才能。

　　习仲勋同志“炉火纯青”般的分析判断能力，基源于“炉火纯青”般的心底和境界。他实事求是，无私无畏，他能广纳下属的意见，倾听群众的呼声，从而能够做到透亮的观察，科学的思维和正确的抉择。

　　论贡献，习仲勋是功臣，是大功臣。可是他丝毫没有以功臣自足的情绪。从地方到中央，他曾拥有过很大的权力，这权力甚至具有“一呼百应”的功能。可是，他十分清楚，这权力是党和人民所赋，他只有运用这权力为党奉献、为民造福的义务，而绝无滥用这权力为自己、为家庭、为子女谋私的权力。他对自己、对下属、对子女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习仲勋同志功勋卓著，身居高位。在常人看来，生活水准高一些，生活条件优越一些，晚年更应该好好享受享受，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可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看看书中他的夫人、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那些回忆文章，你会惊奇地发现，习家的生活同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明显差别，而且节俭之风也已成习家家风。一粒米、一滴水、一张纸、一度电，在习老眼里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只能珍惜，不可浪费。好在子女们对此有深刻的领悟：这是父亲在用自己的行动向他们也向世人昭示一个“勤俭兴邦，奢靡误国”的大道理。

　　习仲勋同志德高望重，高风亮节。他始终坚持“权力不为子孙用，家财不为子孙谋”。他向子孙们和后人们所留下的却是一笔极其宝贵而又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那就是：高洁磊落的人格风范，廉洁清明的为官作风和刚正不阿的一身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