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早已过去，其实，今年真正的元宵节晚上，我因腿疼，也只是坐在五层楼上，自己蜗居的小阳台上，听着外面一声声接连不断的花炮声，仰望着偶尔谁家射上天空中一颗在空中开了花的礼花炮，不久，便倦了，回室内紧关门窗，防炮竹声干扰，看中央台的元宵晚会。但是元宵的记忆，却时时涌上心头。

小时候正月初五过后，便陆陆续续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花灯上市，越靠近十五，花灯越多，十三、十四大约是高潮期了。上学路上，大街小巷两旁都摆满各色的花灯，最耀眼的自然是莲花灯，其次，羊灯、猴灯、兔子灯、老虎灯，最普及的是纸糊的大红灯、小红灯、一串串的小红灯。小孩子们上学放学时便目不暇接了。

然而，我印象最深的，也一直认为是我的十大（即我的十堂叔）糊的灯笼。我的十大比我大十四岁，那时，他住在我家，在西安上艺专，即艺术专科学校，他是学美术的。那年，大约是我十大新婚后的第一个元宵节。他早早便买了各色彩纸，动手给他的新娘子糊莲花灯。十大看不起街上的那些灯，十大自己是艺专的学生，爸爸说他心灵手巧。果真如是，每天放学后，我们孩子们便钻进十大的房子看他扎灯笼。十大是绝不许我们碰一下灯笼的，只能远远地看，天好时，他也在院子房檐下扎。我记不清他怎样认真小心翼翼地将一片片自裁出的花纸做成打着折的花瓣儿又一圈圈地粘上花灯。终于，十大的莲花灯做成了，极大，比街上卖的大多了，而且因为彩色花瓣又密又多，真是气派不凡，下面吊着几层穗儿；最好看的，不仅是花灯上面也扎着别的花，特别是一对灯上，各有两个美丽的着古装的仕女亭亭玉立在灯的两侧，那是外面卖的灯绝对没有的。我打心底里崇拜我十大的手工绝艺，毕竟艺专的学生是真懂艺术的。大莲花灯扎成，挂在我十大房中的绳子上，这时，我们已不被允许进他的房中了，怕不小心弄坏了灯，只能揭起十大的房门帘，站在门口看。十大后来又再做了两个小点的莲花灯，说是一对大莲花灯是要送给新媳妇的娘家，挂在娘家大门口的，小的则是给新媳妇挂在自己新房的。我因此想到十大的新媳妇一定是非常漂亮的，我缠着十大问，十大只是笑答：“你十姨（即新媳妇）长的白净，比我强多了！”所以，后来，当十大过七十大寿我们都到乡下去祝寿时，我还见到十姨，依稀想见她当年白皙的脸，微微低头含羞的微笑。十大也给我和妹妹各做了一个灯，妹妹的是兔儿灯，可以拉着轱辘走，我的是齐天大圣。不叫猴儿灯是因为十大说这是孙悟空当了齐天大圣，所以穿的是官服，不是街上卖的土黄色的猴儿。最重要的，灯市上卖的猴灯叫“猴上树”，一拉线儿，猴子只能有一个胳膊一条腿抽动，而十大给我做的齐天大圣不仅穿着官服，戴官帽，一拉线儿，齐天大圣真的能从杆下面爬到杆顶端。十大说不能多拉，怕线断了，齐天大圣便上不了杆儿了。我是多么自豪，十五那夜，我小心翼翼地举着齐天大圣在胡同里走了一圈便再也不敢打灯笼了。第二年的正月十五还打过，后来便忘记了。

文革时期破四旧，我给自己的孩子都不敢买灯笼。但有一年的正月十五，我却听到胡同里的小孩子们大声唱着：“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忙跑出去一看，全巷子的小孩子们，每人手中拿着一个破旧的搪瓷缸子，里面点上小半截蜡烛，横倒提着，灯光便指向前，形成一个小小的龙形灯队。莫名的悲伤便涌上心头。前几日看凤凰卫视播放的《光阴的故事》，看到六零年代台湾眷村的孩子们也是打着同样的茶缸灯，心中真如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无法表陈。

一九七七年，打到四人帮，那时我在天水市，听说正月十五要闹元宵。我从一九五九年毕业分到天水市，至此时已有十八年有余，从未听说过闹元宵，晚上随人流到天水市中心，我们俗称大城里。高跷队扭过来，各色花灯拿在手中，抬头看去，许多机关门口也挂了大红灯笼，真是人山人海，挤得都站不住脚，观灯的人群随着高跷灯队走。突然想起了欧阳修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又想起了辛弃疾的《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如同2007年我在台湾故宫看那现代化灯光照耀下的《清明上河图》，也觉得它仍象今日的都市，这恐怕就是民俗文化的力量吧！

今年灯节前，我只在校南门外的农民灯市赏灯，灯做的比过去差多了，观灯的只有如我等老人，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很少有年轻人观灯。因为喧闹、浮躁的都市生活中的年轻人早已没有了民俗文化的感受。环境也不允许他们去感受，就是买了灯笼给孩子，孩子们能排起龙队唱“灯笼会”吗？我虽腿痛仍下决心，扶着孙女儿也要爬上城墙再看一次上元夜。看来，今年元宵节又过，已是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