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沈阳年会上，我在发言时说了“傅斯年先生说‘史学就是史料学’……”招致了批评。批评者说：“此话不是傅斯年说的，是德国学者×××说的”。我当时回应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不懂德语，外语仅懂俄语。我不知是德国学者所说，但我确知中国学者傅斯年先生说过此话。”后来，中国人民大学的高仰光君附议了我的说法。他是人大博士生毕业，学德语，他确证德国学者的原文译出，不是此意。也确证此话为中国学者傅斯年先生所说。这本是极小的一个有关学术的小争议，但却引发了我想写的本文。

1957年，我正在陕西师大历史系就读。我是1955年入学的，反右运动开始后，还不到廿岁的我是什么也搞不清，但当时历史系的大字报就是批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那时我才因此听人讲傅斯年是台大校长。那还了得？台湾大学自然是为蒋介石服务的，是敌人，因此，台大校长的话自然是反动言论，必须从政治上批倒、批臭。只是我在心中狐疑：此说有道理呀！搞史学的人不先掌握史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怎么搞研究，结论从何得出呢？我们的教授虽未提出此观点，但哪一位在授课中不是根据史料在讲呢？记得老师们讲西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时直接出口背诵一段《史记·平淮书》“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当时震住了我，休养生息政策的作用，直接活灵灵呈现于我的眼前。那么不承认史学就是史料学，搞史学研究的人如何搞研究呢？但在全国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我的狐疑只能暗自留在心中。傅斯年是台大校长，他在那时的观点，成了大陆高校历史系首批批判的靶子，那时，便刻印在一个不到廿岁的青年大学生的脑海中，成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批了傅斯年，那么，如何搞历史研究？一个崭新的反其道的口号提出，叫作“以论代史”。因为傅斯年的观点被批为“以史代论”，也就是只搞史料研究，没有正确的观点，一头扎进故纸堆中去了。反其道，就是“以论代史”，只要有正确的观点、革命的观点就可以代替历史了。起先，我也只是矇瞳：有了革命的观点就可以代替历史了么？那么，谁提出革命的观点呢？不久，我就立即在实践中认识了“以论代史”的作用。“以论代史”关键是“论”，这个“论”，谁胆大，谁可以信口开河，哗众取宠，谁就能提出。那时，在“以论代史”的口号下，我们历史系的学生不读书了，不坐在课堂中了，全部实际行动起来。先是下工厂，去写厂史，写工人阶级在旧社会受压迫、受迫害的苦难史。几个月后，厂史写完，又回校参加劳动。每个班四、五十人只能在学校的空地上分得一畦地。人多地少，大家都站着插不上手，男生分拨挖地。我班真有“论”，马上就是积极分子提出“亩产60万斤”的高论口号，并向校领导敲锣打鼓地报了喜。因为我班的“论”是全校最高调的，自然全校注目。只是在将那一畦地深挖至60多公分之后，再播种，当那如栽绒地毯般的绿油油的麦苗长出，并被那些提出口号者以一根麦苗可以产多少麦子的严格计量乘法计算出后，我正每日翘首以待丰收成果时，突然，一日早晨发现那绿绒地毯般的麦苗全被铲掉了。城市中长大的我，完全没有农村生活常识的我，急得要哭，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要铲麦苗呢？我们的60万斤亩产如何完成呢？”围观的同学全都默然，只有一位农村出身的男同学，被我的真情打动，悄悄告诉我：“根本不可能亩产60万斤，麦苗长得象栽绒地毯一样密集，是长不大的。因为麦子和人一样，也要呼吸呀！那样密集的麦苗，连呼吸都不可能了，怎样长大？又怎样亩产呢？”喔！这时我才想起初中植物课上讲的植物生长需要的阳光、水、空气。眼泪挂在脸蛋上，我愕然了！然而，那位提出“亩产60万斤”口号的我班领导人是农村出身的呀！？ 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才知道，全国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先生所培育的高产杂交水稻也才能亩产一千多斤，而这已是那震人口号“亩产60万斤”之后，50多年来，多少农业科技人员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是“以论代史”留给我第一个活生生的教育。

接下来，我们又批孔夫子的“课堂教学论”。全体同学走出课堂，大办工厂。全校最冒进的，又是我们班。那位提出“亩产60万斤”论者，在拔完了麦苗以后，又提出我们班要办硫酸加工厂。我们一个学历史专业班，办化学专业学生都不敢办的硫酸加工厂，口号是“将24℃的稀硫酸加工生产出64℃的浓硫酸”。在锣鼓喧天地给校党委报喜后，我班得到校方5000元人民币的经济资助。1958年的5000元在我脑海中是个无法想象的数字。我只知道，当时的伙食费，每餐一份海米烧冬瓜是3分钱，新年时学校给加餐，每八人一桌加一份冰糖肘子，是最贵的菜，一只肘子6角钱；校园中贴出的大字报呼吁教师工资低是这样写的：“十年寒窗苦，四十八元五。”我因此才得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在陕西是48.5元。所以，5000元在我的脑海中是无法实际估量出的。因为有此资助，我班自己动手办起了硫酸加工厂，某日，突然宣告停工，原因是加工中需要的NaCl无法购到。我因为说了句：“氯化钠怎么买不到，它就是食盐啊，校门口的小卖部便有”。被斥责为“嚣张”，因而被惩罚白日上课，晚上在加工厂提硫酸。当我整夜不断地从简易搭成的无扶手的梯子上提着一瓦罐从上层跑至下层，将成品硫酸倒入加工器。如此周转至天色将亮时，终于困得摔下楼梯，瓦罐内的硫酸泼洒一地。我只记得本能地用手支撑着脸，怕自己被硫酸烧成宋丹平，结果，虽全身衣服被烧坏，人却完好如初。后来经检验，原来，我们未将24℃稀硫酸加工成64℃浓硫酸，反而，将它们加工成16℃的稀硫酸了。于是，这场硫酸加工厂的闹剧结束了，5000元人民币打了水漂，我也因此幸运地未变成《夜半歌声》中的宋丹平。这是“以论代史”只要“论”的第二个实例。

1959年后，我走上工作岗位，分配在甘肃天水市任教。我经历了此后甘肃的各种“论”，直到文革结束。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高论，并未使甘肃粮产因人的胆而猛增，反而，人们均熟知，困难时期甘肃省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又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但那时，实践已使我认识到人毕竟是要吃苗的，因为有苗才能长庄稼，草是不能长为庄稼的，而不论它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

上面的实例使我认识到“以论代史”是极端错误的左倾口号，于国民经济发展，于学术建设绝对都是要摒弃而不可弘扬的。文革以后，我从事法学教育，发现法学学术建设中此类“论”依然影响深重。譬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非常流行的“三论”研究法，其“老三论”有“信息论”“控制论”“工程论”，本是从自然科学中借鉴过来的称谓，当我们搞法史的还没弄清它如何与法史学科结合时，又立即出来了“新三论”，我只记得其一称为“耗散结构论”，我还搞不懂并多方向高喊“新三论”或“老三论”者请教如何将之与法史研究结合而百问不得一答时，各种三论又不在法史界再被提起。至今我也一头雾水。现在，又出现一种怪象，就是一句名言，必要外国人说出才为名言，中国人说出就不是名言。何况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人怎可能说出名言呢？所以，“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名言现在不被批判了，也不再因此要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以论代史”了。但是此名言当然不能出自中国人之口，故而有了前面的故事。此名言当然应是德国学者或什么外国学者提出的。而不论发言人引此名言的目的在于强调搞法史研究的应尊重史实，以史实立论。我怎么强烈地感觉到它和“以论代史”观是那样的相似呢？

再附带一例。09年年会上有人批评我的论文为何不引用或参考罗马人×××的著作呢？那本书翻译成中文十年了，为何你文中没有参考呢？我就不明白此批评的含意是什么。如果批评者能提出该罗马人的著述的什么内容对我文具体内容和观点有帮助，我未参考使我文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当欣然接受，并诚意致谢。如不能具体指出，甚至未读我文，这种批评我以为不是真治学的态度。我文就中国方面史料引用了大量的从《史记》《汉书》至新旧《唐书》相关材料，并引用了从金文、汉简到唐石刻文献、帛书等地下文献。就外国学者的研究，参考了俄罗斯学者、美国学者、英国学者的著述；就时间而论，也参考了2005年才出版的美国学者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陕西师大出版社），为什么一定就会不如十年前翻译出版的罗马人的著述呢？我以为，搞史学研究的人还是多听取一下傅斯年先生的意见，“史学就是史料学”，多坐下来扎扎实实地研读一些真正的一手资料，从中得出自己的见解。而不要又变为只要是名言必出自外国人之口，对中国少说五千年，多说八千年的文明史一律不屑一顾，理由是“中国古代不是民主社会，所以，所有的东西我都不去读它”。这又让我想起了口号式、运动式搞科研的种种实历过的切肤之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