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9年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此后站讲台整整五十年，故事很多，最近有几件事激起我非写此话题不可的心潮。

           一、“教师身后有座无字碑”

   1955年，我要报考大学了，我那时特想当作家，而且是想当象盖达尔那样的儿童文学作家，所以第一志愿报考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我以为只有报考文学系才能成为作家。素来不大干涉我自由思想的父亲奉劝我将第一志愿与第二志愿对调。我的第二志愿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因为中学教我的几个历史老师都很好，我也很喜欢此课程。我和爸爸激烈争吵，因为我更想当儿童文学作家，象盖达尔那样。爸爸最后用两句话说服了我。他说：“文学家做不好就成了空头文学家。鲁迅是文学家，他留给海婴的遗言是不要做空头文学家。”我震惊了，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不成为空头文学家。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我无法保证我的文学生涯。爸爸又说：“女孩子做教师最好。教师脚踏实地，教师身后有座无字碑。”我那时还不知道武则天说过的无字碑的故事，但“教师身后有座无字碑”，它沉甸甸地让我感受到教师身上责任重大。于是我的第一志愿改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了。所以，做教师是十七岁的我经过慎重思考的自愿选择。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甘肃去任教，对年仅二十一岁，从未离开过家门的我，父亲又赠送我两句临别赠言：“娃呀，记住：正正派派做人，凭本事吃饭！”我一生记住了这一教导，做人要正派，不能见风使舵，不能丢失人格；当教师要当好教师，因为你是你的学生的表率。不是有那句话“误人子弟，如木刀杀人”吗？

二、“全班都上台演出，一个不拉”与马卡连柯

  今年9月底，一天下午3时20分，我正在写作，电话铃响起，我连眼镜都未来及摘下，手中还拿着笔，跑去接电话。一听到我的声音，对方激动极了。我就以那种姿态整整接听了三个小时零十分钟的电话。挂了电话时，房间已暗下来，我抬头看挂钟，晚上六点半了。原来对方是四十四年前我教出的一个初中毕业生。那年，她十五岁，今年她六十岁，我当然听不出她的声音了。那是1963年，我在天水三中任一个初中班的班主任，她是女生班长，个子很小。电话中她一直不停地说，真如泄洪的水，她说想我四十余年，一直打听不到我的确切地址。她将电话打到兰州大学，打到西安财经学院，多次恳请接电话的院校，终于，西安财经学院一位好心同志从网上查得我在西北政法大学，之后辗转得到我的电话，而我那时正出外开会，她每日都打电话无人接，今天，她几乎不抱希望时，她竟然打通了。她说，因为我影响了她一生，后来她也做了一个工厂子校的教师，我的教学方法她也应用于她的教学中。

电话中，她详细地回忆了1966年他们的毕业演出。她说：“冯老师，当你跟我说，毕业演出是我班同学初中三年学习的总结，一定要全班同学都上台，一个也不拉。我很吃惊，问，那个瘸腿的男生XXX和那位五音不全的男生XXX也上台吗？你说，上，全都上。后来你将队形排成几排扇形打开。开幕前你已让男生和女生都分层站在合唱台上，合唱中的朗诵词是你写的，合唱中穿插的表演和舞蹈是你编排的。我班每天中午和下午课外活动都排练。外班同学都羡慕得不得了，说能到你班当学生多好！你天天跟着我们排练。最后，我班得了全校第一。”电话里的她不是以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的口吻而是以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的纯真和激动，向我娓娓回顾。随着她的描述，我记起了怎样小心翼翼地让男同学把那位跛的很厉害男孩子扶上合唱台，并安排在四周全有同学可扶持的地方，怎样考虑再三后小声对那位五音不全的男同学说让他唱歌时只张嘴别发出声音来，因为他的声音很大，而他不生气，十分高兴的答应了。其余的我全记不得了，那位女同学在电话中激动地对我唱四十四年前唱的歌，我却一点都不记得了。但是，我却明白了为什么十多年前，他们班同学特意派人坐火车到西安来送我一块匾，上面篆刻着“高山仰止”四个字。那块匾我自然是立即把它塞到我的床下了。我向送匾的同学说，你们是了解冯老师的，我怎么可能将匾挂出呢？但谢谢你们。它虽是我放置于床底下，但冯老师记住你们，记在心中。孩子们送匾时还写了一篇题记，是全用古文写成，使用骈文式，四六对仗句。我记得在当时给研究生上课时读过一遍，意在说明，这是文革前初中毕业班的古文字水平。因为这篇题记，孩子们发生了执笔权的争执，另一位未写成题记的学生，也就是当年那位五音不全者，托人带来一封亲笔信。信很感动我，至今还记得他在信中说：“感谢那个独特的时代，您被冤枉分配到了甘肃，才有幸成就了我们的一段师生缘。您夯实了我们各方面的知识基础。我们很奇怪，您教我们语文，教我们历史，我们有音乐老师，为什么您还会教我们音乐，教我们识谱”。（那时全校22个班只有一名音乐老师）现在我明白了，这个五音不全的学生记住了我给他们排练节目，记住了他虽五音不全，我仍让他上台演出。我的学生在四十四年后还会记得我讲九一八事变，讲一二九运动，我说到“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为了不让它留下来，我转过身在黑板上把这几个字大大书写下。但是，我的学生记住了。四十四年后，他们还能记得“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记得“全班都要上台演，一个也不拉。”电话打到晚六时半，天已黑下来，那个当年的小姑娘班长才歇口气，她想起我一定还未准备晚饭。就在要挂电话之际，她说：“冯老师，您听见了吗？我是在天水市的南河坝给您打电话，这儿已经是很美的旅游休闲区了。您听：“河水在响”。我其实听不见，只是想到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站在河边给我打了三个多小时的电话，而且在一支支唱四十四前的歌，游人也许会奇怪，但我不奇怪。她最后说：“冯老师，您那时的教育思想就很超前，至少超前几十年。”电话中我无法解释，只说了一句：“我那时很受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的影响，至今也认为他的教育思想很有可取之处。只是当时不能对你们说。”

放下电话，我有很多感慨，但马卡连柯教育思想中给学生以最大的信任，发掘每个学生心灵最美的方面，以最大的爱心对待每个学生，确是从事教育工作者必得真实领悟的。

三、“您的脚一定很痛！”与“书香门第”

1981年2月以后，我调至西北政法大学任教。教大学生，教研究生，自然和教中学生不同。但我认为知识是需要不断汲取的，方法是可针对不同对象而异的。主导的教育思想是不能变的。

多年来我教研究生的课比较多，与他们的感情也很深。一位十多年前毕业的研究生，当年他考上北大的博士生，走前到我家看我。我的腿因文革时领着学生学工，在甘肃渗冰的河水中浸泡，几十年来时骨关节病，坐与站的过程明显疼痛，他从我家走时，我要站起来送他，腿一下子不能站起来，可能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到北大以后，他写了信来，首句话是说：“冯老师，离开您家时，看到您脚上的大骨头，象我妈妈脚上的一样。您的脚一定很痛，现在怎么样了？”我看到信，眼睛立刻湿润了。我理解一个成年男孩很难用语言表达的真实的关切之情。我的学生们总希望他们的老师年轻，没有病痛。这位学生在山东工作，后来，北大博士生毕业后，他还考上公费指标，在日本又做了两年博士后。因为经济原因，两年过年他都未回国，然而却每年在过年之际打长途电话给我，问我过的情况，我想，从日本打长途电话费一定很贵，但他却总是仔细地询问我的情况。当我遇到个人巨大的不幸告知他时，他为了安抚我，告知了我他个人的一些私事。我很理解，他是想劝我。今年银川年会，我和他见面了。他总想照顾我，参观时，我上厕所，还有女同学陪着，他等在外面，为的是我走出来时，他怕我上台阶不方便。

还有一个研究生，他是自学考试考上的，经过三年才考上。第三年考试，他急到耳膜几乎穿孔。我得知后，一再安抚他要放松情绪。因为一个成年人耳膜一旦穿孔时要动大手术的。后来，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我们的研究生。然而，他的妈妈得了癌症。三年研究生期间，他要兼职任教，以微薄的任教所得买些药品寄给妈妈。研究生毕业要答辩的前一天晚上，他来我家坐。我那时已退休，不可能参加他的答辩了，但就他的论文，我还是提出一些建议。走出我家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他接到电话，母亲去世了。他后来告诉我：“冯老师，我当时第一个念头是想冲到你家去告诉您，但我不能，我在你家楼外边的墙角哭了很长时间。”今天，我写到这里仍然是流泪的。这个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博士生。现在，他在广州任教。

一位研究生，将他的论文拿给我看。我虽早已退休了，仍认真给他看。我在我的书房中边看他的论文，边指出他论文引用的原始资料是对的，但理解错了。并告知他如何借助于辞海等查辞的办法。他看着我书架上的书说：“冯老师，我现在才理解什么叫“门当户对”了。我愕然，后来明白他的原意是说他现在才理解什么叫“书香门第”了。因为紧张，口误用错了词。他说，如果看着这些一架架的书长大，自然知识的功底要厚实多了。他后来考取了国务院法制办的公务员，已是很好的工作了。但我听说，一年后他仍然考取了博士生。还有一位有志于学的研究生告知我“冯老师，您让我们进你的书房，并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查资料，但有的老师并不让我们进他的书房”。我愕然，也想不出这是为什么？

三十年教大学，也有很多感受，但认真治学与认真作人，这是对一个教师的起码要求。我想起爸爸的告诫：“正正派派做人，凭本事吃饭！”

四、“凭良心说，那老婆的课教得确实好！”

  我是老派人，上网等这些现代化的东西我的确陌生，更喜欢的还是读纸质的书籍，也许与自己搞的科研有关，读古书多一些。前几年，有位教师告知我：“冯老师，学校办了一网站，评议咱们学校的老师。网站上关于您的评议非常多，大多是以前毕业的学生，都是赞扬您的，有一篇评议挺有意思。有个学生说，他从来不敢也没崇拜过谁，但到大学来后，听了您的讲课，他崇拜极了。不料，期末考试，您给他的试卷打了60分，他吓得以后再没崇拜过任何人。但是他在帖子的最后却写了一句话：“凭良心说，那老婆的课讲得确实好！”我听了此话，回答说：“我不会上网，所以没看到那些评议我的帖子，但有的学生在毕业多年后还能记得我的讲课，有这样的评议我很知足了。我不知道那学生为什么得60分，但我想他一定没把知识学活。我对学生答卷的要求是，如果仅死记硬背书上的几句话而没有自己的分析我是只给60分的。”

前两年，我在退休后给成教和高职学生代课。我记得在中法史课的期末考试中我出的综合题是：1、试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并评析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中的作用。2、试述中国奴隶制刑罚、封建制刑罚、近代刑罚制的演进史，并评析其演进的意义。当我告诉教研室的年轻人时，他们说：“冯老师，您这出成考博题了。我们给本科生也不敢这样出题。”但是我做了统计。当年我代课的一个高职班，42人，有13人不及格，不及格率为1/3弱，而2/3强的人及格，90分以上有2人。一个本科班，37人，不及格4人，占9·2％，及格33人，占92·8％；90分以上有6人。我觉得，老师在代一门课之初就对学生们提出授课目的要求，考试评分要求，学生会在全学期中作出准备的。韩愈说过：“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