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官僚  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叫解放战争，也叫农民革命，又叫土地革命。因为旧中国农民问题其实质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集中，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中农民的实惠是轻徭落赋，减租减息。小米加步枪之所以百战百胜，其中保证力量就是广大农民求解放的积极性。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经过镇反、平乱社会秩序稳定了，由减租减息进入土地改革，无地少地农民分到了土地，经过查田定产，农民领到了为自己所有的土地所有权证，土地证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付予农民经济上最大最实在的果实。有了土地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进行生产，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真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在中国出现了。这时（1953年到1955年）的农民不仅耕者有其田可耕，而且田是自己的，从法律上归自己所有。土改之后从1953年起，国家提出了一化（工业化）三改（农民、小手工业者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赎买政策的公私合营）到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工业国有化了，农民、手工业者在集体所有下也公有化了。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革命是所有制上的革命，既然全国除少数个别地区外都公有化了，不是全民所有制，就是劳动集体所有制。好像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这时的东风是什么？是工业化。一化三改，在三改完成了之后，剩下的就是工业化。工业化是生产力提高发展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工业包括重工业、轻工业，而重工业是轻工业之母，因为它是生产机器的，重工业之母则是钢铁。面对工业化，国家总结了三改的经验，提出了大跃进“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那么，工业化从什么地方开始，从生产钢铁开始，所以工业化生产的第一步，就是大炼钢铁，全民大炼钢铁。但是，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结果，破坏了森林，破坏了环境，风雨失调，旱涝成灾。1958年、1959年、1960年粮食欠收，形成了中国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全民浮肿”几千万人被饿死，导致全国“三农”遭受到了沉重地挫折和打击。然而却提出了阶级斗争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错误理论，并进一步发展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推向崩溃的边沿。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农业合作化后，农民、农业、农村被误解成萌发资本主义的温床，因此开始了堵小农和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割小农、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粮食统购，统销，粮食定量供给分配。农业、农民与市场隔绝了，经济上出现了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和以农民集体所有制的集体经济两种经济体系。集体经济体系，事实上不成体系，每个集体互相都是独立的，农业各个集体之间，并无什么关联，事实上各自都是独立的“个体户”，这就是今天所谓的二元化。《决定》对二元化结构是这样叙述的：“我国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我国农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正面临新的局面，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化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从《决定》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我国的农业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这是我国入世的必然结果。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必须解决。

中国入了世，[1]中国的农业、农民、农村也得入世。它们和中国国家一样，都是这个小小地球村的一部分。那么，农业、农民、农村入世的前景是什么？首先，肯定是发展是进步，要向地球村的发达者看齐。而齐的内容是什么？这就是：

A.工农业一体化，这个一体化就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工人、农民工种之间的区别没有了，他们都是开机器，按电钮的劳动者。农民已经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时代的农民。粮食都是汗水的产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产物，这样的现象应该说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解放初期党和国家明确提出的消灭工农差别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么，没有差别的工人农民，就是这样不分工人农民操作机器的劳动者。

B.城乡一体化，这是全球一体化的一部分，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农村已经城市化，它不仅享受现代化城市应有的一切设施，而且还保留田园风光的自然美。现代城市的无限扩大，其中大量人造自然，而且把扩大进来的原来的自然风光，更加完善，更加美丽，青出于蓝而胜于兰。所谓一体化，只是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体化，而不是千篇一律绝对的都一样，它们互相保持各自的特殊美，是必然的。一体化不是一样化，一个模式化，而是多样化。所谓消灭城乡差别，不是一个模式的完全一样，而是各有所长各具不同特色而已。

这个一体化，也不是说某个地区尽善尽美了，走到尽头了，而是历史发展进步长河中的过程的内在条件、内在事实。其次，看齐过程的事实原因是：

A.农业的特征是生产粮食，而粮食是人们的生命所在，它是特殊的产品，特殊的商品。对它的消费以吃饭来说，一日三餐少不得，少了饿肚子，太少了饿的生命难保；但也不能多，多了消化不了，也会生病，多不得。从吃饭养生来说是定量好，少了多了都不好。因此任何社会、任何地区对粮食生产都得有个保证数，在我们国家目前就是所谓18亿[2]的红线必须保证。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子种肥料的发达，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使用人工体力劳动的减少，大量劳动力富余出来，成为事实上的失业者。而工业化产品的消费，原则上是没有止境的，社会服务行业其发展也是没有止境的，因此它们需要大量劳动力，这样以来，农业劳动力向工业、服务行业进行转移，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农民走向城市、走向非农，不是“氓流”，而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农民走向非农，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是光明的康庄大道，但事实上却困难重重。首先是农民自身旧习的不适应，“人离乡贱，物离乡贵”、“离乡背井”“妻离子散”等等的不适应。再加上社会制度的滞后，离开农村的农民，曾被视为流民，影响着社会制度的安定秩序，被“收留”被遣返。他们不为新地方所认可或接纳，有的外出打工几十年还是农民工，甚至于出生以来一天农活没做过，从小上学，离开学校后当了工人，但农民的帽子却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取不下来，不是工人，不是市民，只能是农民工、临时工处在劳动合同法之外，他们所遇到的痛苦，我们把它称为新社会、新制度产生过程中的“阵痛”，即“农民工之痛”。

B.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把过去的“农村包围城市”变成了城市包围农村，出现了“城中村”。解放前，中国古老帝都的西安，城墙以内还有农业存在，有种粮食的，有种菜的，城墙以外到处都是农田。解放后，特别开放搞活以来，西安市扩大了四、五倍，原来的市郊，现在成了市区，甚至于是“市中心区”“闹市区”。原来的“民房”肯定要拆要迁。农村由于工商服务业的需要，大量农田，可耕地变成非农的工业用地，原来的农房农舍必须拆，有拆必有迁，拆旧建新，从旧房迁入新房，按中国习惯是喜事，是乔迁之喜，但和农民工之痛一样，也由于种种原因把乔迁之喜竟然变成“拆迁之痛”，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拆迁之前的征收土地。土地既是征收它是强制性的，不是市场上的自由买卖，而是补偿，补偿额是由行政决定的。比如农业征收的补偿是以该地若干年的平均产值为准，而计算出的标准金额，是政府公布的，一定地区内是统一的，同一的，不是逐块各个评价的。如秦岭北麓的户县，以20年平均产值计，一亩地的补偿金是21300元。但是土地被用于非农时，市场拍卖价而上升至百万或千万。而被征地农民对地价心中无数，总感觉他得的少了，这就是矛盾的经济原因。加之还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安置是拆一还一，原来的农民房多数结构简单，造价不高，而安置房设备比较全，造价比较高，农民买不起。另外，还有农民的“乡土观念”不愿意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除以上三条主要原因以外，发生的问题不是一点两点可以尽述的，诸如安置不力，工作不细，思想不通，行贿受贿，经济往来不透明，甚至违法，违纪，制造矛盾，扩大矛盾。以及“野蛮拆迁”，（含强制拆迁、违法拆迁等等）都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以上原因归结到一点，是对土地增值不理解，不透明，分配不公造成的，土地征收拆迁过程所有利益相关人，不知自己合理合法可得多少，心里无数，于是明争暗斗，违法犯罪的事实层出不穷，突出表现在“野蛮拆迁”。我们认为，拆迁是历史发展进步不可逾越的过程，是新的更高一级社会产生的过程。然而，“野蛮拆迁”则是这个进步过程的阵痛，我们把它称之为“拆迁之痛”与前边“农民工之痛”统称之为“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