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圣彼得堡大学，我争取到的俄语课

  到圣彼得堡大学校本部，校方在校长办公室接待了我们。用俄罗斯银壶（也许是镀银的），亮晶晶非常美丽。俄语的读音为“沙玛瓦尔（Шарма вэл）意思大约是“自动煮红茶机”吧。我不懂那看来红艳艳的红茶是那么浓烈，未加奶和方糖，一口饮下，浓得挠心。因为那时我第一次在国外饮茶，所以，完全按中国式饮茶习惯，喝茶时不加方糖和牛奶的，但不料红茶是那样苦浓。可是为了不失国体（这是我的自我要求），故而，我还得做出十分得体的贵族式的表情。这时，自然想起毛主席的话：“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得亲口尝一尝！”脑中想着：“毛主席的话也是至理名言了！”其实，我当时不知道，在我之前的90年前，也就是1896年，李鸿章代表清帝国去法兰西银行贷款时，法国的报纸上对中国外交大臣李鸿章等饮茶竟不加糖和牛奶，也吃惊地作了专文报导。90年后的1987年我在圣彼得堡大学一口呷下无糖和牛奶的红茶是否惊奇到俄罗斯人，我已经顾不及他们的表情了。因为我首先得在自己表面上泰然自若的表情与胃中挠心的痛苦之间保持平衡。脑中正在神游，突然听到校长的客气性的欢迎词已致完，正在说：“大家有任何需要，可以提出来，我们一定帮助解决！”一回顾四巡，十四位中国学者无一人有要发言状我怕下面校长会说：“今天招待会到此结束！”便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手，校长请我发言。我说：“我与其他同志不同，我并非学俄语专业毕业；又将所学的俄语丢弃过20余年，故希望除我的专业外，学校能给我安排一个补俄语的机会。”因为，在来的路途中，我已知道，我们分配到圣彼得堡大学的14人，除我一人外，全是俄语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毕业，而且，多是北京各大学的俄语教授、副教授。他们的俄语均是免考而来。我自己此时不提要求，再待何时？很好，学校立即给我安排一位俄语教师每周一次俄语课，专为我一人上。正所谓“乐极生悲”。

 正在我庆幸自己在国外得到一位免费的俄罗斯人的俄语专家一对一地独自面授的机会时，不料，竟然有四位中国同志均跑来与我同上课。他们已是俄语中、高级职称的“学者”。我心知肚明，这样，老师自然会按他们的程度讲课，而课堂对练便成了四人与老师对练，而非我一人。那么，我头上冒着汗，当着校长面用不流利的俄语为自己争取来的独自一人享受的独立语言辅导课便被这样公用了。可是，我又能说什么？只能要求自己更努力，更奋发、更拼命罢了！

 我要去听“苏联法制史”的专业课，这可是相当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学生要修的“中国法制史”一样的必修课。我还要和我的四位来自中国北京大学或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的俄语专业的已取得中、高级俄语教师职称的同行在同一课堂听同一苏联俄语专家的授课。为了自我加码，我又去参加了一个专为外国人（西方的学者，如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办的俄语班。可想一想我当时的拼命。

  那位专为我们四位中国学者开俄语的俄罗斯专家上课时会在下课前布置一篇文章，下一节先让我们四人复述该文的内容。对于那三位我的中国同志来说，这自然是“小菜一碟”，而对于我来说，我要事先如何地查字典、背生词，再能背述出文章。天可怜见的，只有我知道。最主要的，每次上课复述课文，他们三人发言我都极努力地听，把它当做我的学习机；而当我吭哧吭哧用不流畅的俄语发言时，他们便肆无忌惮地说闲话，笑。眼色中的蔑视。我得承受着这些压力，集中精力于我的俄语重述。终于，老天开眼了。一次，老师又布置下节复述内容。很偶然地，因为也许她对法律专业不很熟悉，这次她给我的一篇文章是苏联当时第三次讨论刑法典修改中关于废除死刑的争论。她指定我看的是作家们的讨论文。作家们是以文学家语言在发言，我直直读到晚上11点，连生词还未查完，明日如何上课复述报纸的文章？我几乎绝望了！只好上厕所时也捧着那张报纸。突然，我发现报纸的下角刊登了一篇法学家的文章。法学家的文章没有那么多的文学语言和语气，而是严谨的法学文风，我一下清醒过来。从夜晚11时多至半夜3时，我不仅一口气读完该文，记住了几十个法学专有名词、形容词等，且灵感完全来了，将自己已有的外法史知识全调动起来。例如：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等。这时，我才放心去睡。第二天，在俄语课上，我滔滔不绝（当然，语言还是结结巴巴）地讲述了贝卡利亚的观点及其对西方资产阶级刑法基本原则影响；苏俄三次废除死刑又恢复死刑的原因及争议。连老师都听得入了迷，平时看不起我的中国四位学者（因为他们均不懂得法学）也不再在我发言时说闲语或私下细语。因为我用那并不完美的俄语将一个专业知识“死刑废除与否”讲给她、他们听，他们听懂了，被吸引了。我的发言结束后，那位老师真诚地说了一句：“冯，你真是一个最聪明的人！”这是因为第一节课自我介绍姓名时，我向她解释，我的名字中文含义是“最聪明的人”。当然，我说，它仅仅代表我父亲的愿望，因为我的名字是父亲起的，他希望我如此。这一节课，我找回了我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