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国门到圣彼得堡大学去访学

    近30年前，中国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久，需要打开国门，让高等院校的教师们走出去，看看国外的世界高等教育。于是有了国家公派出国访学人员的方式。1986年，我通过了公派考试，1987-1988年，我被派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作一年访问学者。

当时，教育部的公派访学人员，分一年期、半年期两种，这大约以年龄划分。据我观察，大约50岁以上的是半年期，50岁以下的是一年期。我考试通过时还不足49岁，1987年被派出国时尚不足50岁，故而就是一年期的访问学者了。

                 （一）  在国际列车上

   为了节约钱，国家安排我们都是乘长途国际列车。我们那一批是1987年9月2日乘专列出发。所谓“专列”就是指这列国际列车有两节车厢专拉去苏联（那时苏联尚未解体）的公派访问学者。由于是教育部的指标，故而基本上全是高校教师。男老师们坐了一车厢，女老师们也是基本一车厢。所谓“基本上”是指我们这节车厢中有一位男老师。那时国际列车是四人一包厢。不知怎么搞的，我们那批中，男老师有一位在男老师专列车厢中被多余出来了，便被挤入女老师们车厢。出发前，大家互相并不认识，上了车厢，才四人一组自愿组合进小包厢。那位男老师真可怜，只每晚入睡时到自己包厢蒙头便睡，天亮一醒来，便跑到男老师们的车厢去了。我们那批，女老师们多是北京、上海的，她们自然比外地的土包子活跃多了。一自动结合，最后外地的就剩下西安的一个我，一个西北师大的女老师，一个郑州国家煤炭地质部的老师，一个庐山植物园的女老师。我们四个被挤出北京上海圈，自然凑合在一起。火车要行走五天六夜。我的晕车发作，整个吐了三天，苦胆水都吐空了，人像面条一样稀软稀软，话都几乎不能说。全车厢的人被我的呕吐搅得无法安宁。那位40岁左右的男列车长以同情的目光望着我说：“可怎么办呀？我跑了卄多年国际长途列车，没见过你这样晕车的。你怎么样才能挨到莫斯科呀?”他甚至在列车上给我专门煮了大米稀饭，但我是水米入牙立即又狂吐。直到第三天傍晚有人突然喊说：“听说给肚脐眼贴伤湿止痛膏能治晕车！”于是，人们一片迭声地喊：“谁有伤湿止痛膏？”有人答腔说她带了，但打包在行李中。结果连男老师都从隔壁车厢跑出来，七手八脚从那堆得山一般高的行李堆中翻出那位携带伤湿止痛膏同志的行李。打开结实的捆绳，找出救命的伤湿止痛膏，立即给我贴在肚脐眼上。这个法子真灵验，很快我便不晕了，也能坐起来喝点列车长送来的大米粥了。睡了一夜，我便完全活过来了。正因为我晕车的这个小插曲，使得两节原本相互不认识不熟悉的出国人群，为了我命运操心，在三天中浑不觉得团结成一个整体。不分男女、不分地域、不分北京、上海大城市与西北边区小城市土洋之分，大家全然形成一体，包括专门负责我们两节车厢的列车长。我好了，大家全松了一口气，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真切、自然、充满关爱的中国人最淳朴、最善良的人性真表情。我只能用可怜兮兮、软塌塌充满歉意的表情向每个我的可爱的同胞示意致谢。

     第四天，因为我好了，各个小包厢中便此起彼伏地唱起了歌。因为即将去的目的地是莫斯科，大家唱的多是中文或俄文前苏联歌曲。唯独我们小包厢，先由庐山那位唱起了“啊！莫愁”。愈是唱“莫愁”愈引发人们思乡之愁。要知道，我们那一批最年轻者30余岁，其次40余岁、50余岁，哪个不是拖家带口的，又哪一个不是第一次突然离家！且将去的异国他乡虽是向往的，却因中苏关系自59年断绝后才刚刚恢复交往没多久，所以心里是忐忑的、思念亲人就更难抑制了。随后，我们几个一个个唱起了思乡曲。我唱了陕北民歌，立即博得大家鼓掌。全车厢的歌声都停了下来，听我的陕北民歌。突然，一位勇敢的群众领袖式人物拉着我拽我起来说：“走！上男老师车厢去唱。难道不应感谢他们吗？没有他们的倒翻行李找出伤湿止痛膏救了你的命，还能有今天这样好听的陕北民歌吗？走！代表我们女生车厢去感谢他们。他们一定爱听！”全女生车厢鼓起热烈的掌声。竟还有北京外语学院老师帮了我给我化了妆，说遮掩我那呕吐三天苍白的脸色。这样，我责无旁贷地被大家簇拥到了男老师车厢。那位勇敢的义务组织者简介之后，我只能开口唱起来。

1987年时陕北民歌并不如30年后今天这样为人所共知。我唱，是因为我是西安人，我思乡。而民歌是最能表现出：“诗言志，歌咏言”的。特别是班固《汉书》补充解释的那几句：“故哀乐之心感，则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言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我唱了陕北民歌：“谁和我相好手拉手”和《三十里铺》。我并非歌唱家，但因是叙事民歌，它触动了当时特定情景下唱者与听者双方的心绪。我相信“文以情生”，也更相信“歌更以情生”。我的歌在那个特定场合它是我真情的流露，也感染了特定受众的真情。所以，《三十里铺》尚未唱完，我目睹了许多男老师流下来眼泪，我含泪唱完全曲，已有男老师哭出了声。鲁迅说过：“无情无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只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给男性的责任感更大，他们柔情的一面常常会被压抑或掩盖住。那次唱歌，大家都记住了我，记住我会唱陕北民歌。其实，我真不是个会唱的人，只是个真性情人罢了！

坐了五天六夜长途国际列车，在莫斯科，我们又在宾馆呆了三天，每天听一批批同志们被分别安排的去地和送别他、她们。我哪也不敢去：第一、没心情，要时刻等待消息；第二、不认识路，怕走失了。特别是庐山的那位女同志一个人被分配到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喀山大学。虽然我们那一代都知道喀山大学是名校，列宁就读的大学。但是那是纸上得来的知识。那天汽车要将她和一位素不相识的越南的男同志载到机场去乘飞机，大家全都傻了眼。一位黑龙江大学的男老师急得奋不顾身了，冲到汽车边用不流利的俄语对那位越南男同志说：“请帮帮她，多多关照一下她。她是只身一人去喀山大学呀，那儿以前没有中国同志！”不料，一位越南女同志正送别那位越南男同志，拉着我们庐山同志的手说：“请帮帮他吧！他的俄语很差，您帮他翻译一下吧！”我们在旁送行的人都更傻了眼。而汽车已飞驰向机场去。你这时才知道，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们这一批全是凭参加国考合格才出国的，但考试与实用是有差距的。特别是你一人背井离乡，独居异国，语言是第一交流的工具。如何使用，如何在全是异国人的语境中使用那当然是有凭个人的语言能力，应变能力，适应能力，生存能力了。半年后，当这位女同志访学到圣彼得堡大学与我见面，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她的适应故事，我想那将会是另一个长篇励志真实故事了。不过这支插曲更让我在年近50岁时，又一次体会到我21岁大学毕业，一个人将赴甘肃到我从未去过的地方任教师，爸爸送别他的第一位离开西安走上赴陌生外地的大女儿的临别赠言：“娃呀！记住，一辈子认认真真做人，凭本事吃饭！”此刻，我想，“爸爸！女儿记住您的话了。我一辈子认真做人了，也凭本职吃饭了。我凭本事参加国考而被选派出国，我也一定会凭本事完成这一年的访问学者任务。如果将我像庐山那位同志一样只身分往一个从无中国人去过的苏联某地某大学，我也得做好独立完成访学任务的工作。”在莫斯科宾馆的三天，我们便是以这样心情度过的。